试论_尗_叔_菽_到_豆_的历时演替_陈荣杰.pdf

提 要：“尗”为豆类植株及其籽实的初文。“叔”的初义是拾豆，后指称拾取的对象豆子。“菽”是“叔”的分化字。秦至西汉吕后时期“豆”开始替代“叔”“菽”。西汉文景时期，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豆”已基本替代“叔”“菽”。“叔”指称豆是词义引申的结果。“豆”替代“叔”“菽”的原因可能不是同音通假，可能与古礼制的消亡、器物“豆”的消失及语言中词语的替换有关。

关键词：尗；叔；菽；豆；演替

表示豆类植株及其籽实的词，古代初用“尗”，后用“叔”“菽”，最后用“豆”，并沿用至今。关于“尗”“叔”“菽”到“豆”的演替时间，学界一直说法不一；其演替的原因，多归因于同音通假。本文试从语言学、文字学的视角，以出土文献为主，参考考古实物，探讨“尗”“叔”“菽”到“豆”的历时演替过程及其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尗”“叔”“菽”到“豆”的演替情况

1.1 “尗”“叔”到“菽”的演替情况

《说文·尗部》：“尗，豆也。像尗豆生之形也。”段注：“尗豆古今语，亦古今字，此以汉时语释古语也。《战国策》：‘韩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扺豆饭藿羹’。《史记》豆作菽。……豆之生也，所种之豆必为两瓣，而戴于茎之顶，故以一象地，下象其根，上象其戴生之形。”“尗”为古语，许慎以汉代通语“豆”释之。段玉裁指出 “尗豆古今语”，至确。

我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中有无“尗”的初文，目前尚有争议。于省吾先生认为甲骨文中已有尗的初文。[1]彭邦炯先生赞同于先生的观点，认为甲骨文中有“菽”字，如《殷契粹编》870：戊戌卜，

，贞我受菽年。三。[2]北京图书馆于秀清先生也认为甲骨文中有菽的初文。[3]

金文中有从“尗”的“叔”字，作“

”（《克鼎》）、“

”（《吴方彝》）、“

”（《叔鼎》），[4]主要用作人名。《说文·又部》：“叔，拾也。从又，尗声。汝南名收芋为叔。”段注：“《豳风》：‘九月叔苴。’毛曰：‘叔，拾也。’按《释名》：‘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于其双声叠韵假借之，假借既久，而叔之本义鲜知之者，惟见于《毛诗》而已。‘从又’，于此知拾为本义也。”郭沫若先生云：“叔字，《说文》云‘汝南名收芋为叔’，案此当为叔字之本义，以金文字形而言，实乃从又持弋以掘芋也。”[5]不少学者认为“叔”并非“收芋”。如王文耀先生说：“郭沫若释当以收芋为其初义。《诗·豳风·七月》：‘九月叔苴。’叔即指菽，为菽之本字。初义当为拾菽。”[6]吴其昌先生认为：“彼‘叔’字本亦作尗，自为‘菽’字本字，上象豆蔓，下象豆粒，本义自为‘大豆也’。若旁益以，则象以手拾豆之形，故引申为拾。”[7]唐桂馨先生认为：“尗即今语豆也。从又。以手拾豆也。故许训拾。”[8]郭人民、郑慧生二先生也认为“叔”像以手捡取豆荚。[9]

我们赞成“叔”的初义指拾豆，与收芋无关。鉴于前述诸家仅示结论，少有论证，故稍加申述。

从意义上，“叔”的本义为“拾也。”《说文·手部》：“拾，掇也。”段注：“《史记·货殖传》曰：‘俯有拾，仰有取，射有决拾’。”又《手部》：“掇，拾取也。”《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郑玄笺：“掇，拾也。”《荀子·正名》：“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世说新语·德行》：“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现代汉语词典》对“拾”的释义为：“把地上的东西拿起来。”[10]可见，从古到今“拾”的意义都比较稳固，表示用手拾取义。而“芋”的根埋在土里，需借助其他工具把土挖开才能获取，这个“收芋”的过程绝不是用“拾”义所能涵盖的。

从字形上，许慎将“尗”释为“豆也。像尗豆生之形也。”“尗”是豆类作物的象形。“叔”是“尗”加“又”（即手形）。从字形上看，“叔”和芋没有关系，而应和豆有关。

从豆的生长特性上看，收获时间很重要。在当收获而未收获时，豆荚会自动爆裂，豆子会脱落到地上。西汉末年氾胜之在《氾胜之书·大豆》中就提到收获豆子要把握好时间，他说：“获豆之法，荚黑而茎苍，辄收无疑；其实将落，反失之。故曰，豆熟于场。于场获豆，即青荚在上，黑荚在下。”[11]即在豆荚发黑而豆茎尚带青时，就要收取，否则“其实将落”，就是说错过了收获时间，豆荚会自动炸开，豆子会滚落到地上。然而，我们的先民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最初获得的豆子就是豆荚炸裂后，从地上拾取的，故给这种活动造了一个专门的从又从尗、尗亦声的“叔”字。“又”是手的象形，“尗”是豆子，“叔”即用手拾豆。“拾豆”应是“叔”的初义。[12]“叔”由拾豆义引申为拾取其他东西。《诗·豳风·七月》“九月叔苴”即为拾麻籽。

当先民们逐渐觉悟到获取豆子需要把握时机，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收取豆子，不再主要靠从地上拾取而获得豆子时，“叔”就由表示拾取豆子这一动作行为转而指称拾取的对象——豆子了。文献中有很多用“叔”指称豆的用例，如《庄子·列御寇》：“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它》简309：“取肥牛胆盛黑叔（菽）中，盛之而係（繫），县（悬）阴所，干。”[13]《睡虎地秦简·仓律》简38：“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14]

“大豆在西周和春秋时，已成为相当重要的粮食作物”[15]， “西周以后大田作物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菽与粟并列为主要粮食作物”[16]，西周和春秋时期“菽”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粮食作物，西周先民们应对“菽”已经非常熟悉。而人们取名时往往以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命名，故西周金文中有不少用“叔”作人名的例子。“叔”在金文中多用作人名，亦用作亲属称谓。当“叔”越来越多的用于人名和亲属称谓时，为分担“叔”所承载的意义，人们就在“叔”上加“艹”，另造一个“菽”字来指称豆。

金文中已很难见到“叔”用其初义“拾豆”。这说明周朝时先民们已经不再靠从地上拾取来获得豆子了，他们已经从实践中掌握了收获豆子的时间，故“叔”的初义渐失，而用作它义。这同时表明西周时期豆已经是驯化了的作物。菲律宾学者张德慈先生认为“大豆或许在周朝时代已以驯养的植物出现”。[17]其说当是可信的。

通过以上对“尗”“叔”和“菽”的梳理，我们认为即使现在发掘的甲骨文中没有出现“尗”，在商代也应该已经有“尗”了，因为作物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18]

1.2“叔”“菽”到“豆”的演替情况

“豆”何时替代“叔”“菽”指称豆的植株和籽实，学界多认为是秦汉之际，但具体时间说法不一。如于省吾先生认为：周人称作菽，秦汉以来称作豆。[19]游修龄先生认为：西汉以前大豆只称菽，大豆最初见于《氾胜之书》。[20]陈振中先生认为：尗、叔战国晚期开始有借为豆的。[21]闫春慧先生认为：汉代以后“豆”字渐渐代替了“菽”。[22]连燕婷先生认为：“豆”秦后假借为表示豆类植物及其籽实之“豆”。[23]

以上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论者多利用传世文献进行阐述，对出土文献材料（尤其是简帛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利用较少；从事农学研究的学者重视考古发掘资料及相关传世文献的解读，对出土文献资料亦关注较少。传世文献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辗转传抄，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尤其是文字方面。仅依靠传世文献很难判断出“豆”替代“叔”“菽”的具体时间，出土的大量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则提供了绝佳材料。

据统计，秦简中均用“菽”或“叔”，没有出现用“豆”的用例。如《睡虎地秦简》时间为战国末期到秦始皇三十年，[24]其简文用“叔”或“菽”，没有用“豆”者。又如《银雀山汉简》虽出自汉墓，但主要是先秦时期的文献，其简文亦是用“叔”而非“豆”。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始有“菽”写作“豆”的用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仍多用“叔”，但出现一例用作“豆”的简文，见简71：

毒乌豙（喙）者：炙【□】，㱃（饮）小童弱（溺），若产齐（荠）、赤豆，以水㱃（饮）【之】。[25]

“从字体看，帛书（《五十二病方》）的抄写不晚于秦汉之际”。[26]马王堆一、三号汉墓遣策仍用“叔”指称豆，用“

”指称豆豉。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简101：“

（豉）一坑（

）。”整理者注：“301号硬陶罐内盛豆豉，当即简文所记。今按：‘尗（菽）’与‘豆’作为形符同义换用，三号墓简115与此简内容相同。”[27]《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简115：“

（豉）一坑（

）。”[28]其“豉”字亦写作“

”。《说文·尗部》：“

，配盐幽尗也。从尗，支声。豉，俗

从豆。”“（马王堆）三号墓的年代为公元前168年”，“两墓（一号墓和三号墓）的年代应该相当接近，可能相距仅数年而已”。[29]由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知，当时指称豆类作物及其籽实仍主要用“叔”，但已出现用“豆”的端倪。

比马王堆汉墓稍晚的张家山汉墓遣策中已有从豆的“豉”字，见简18:

豉一筩，轺车一乘，马一匹。

[30]

张家山汉墓的时间“据墓中所出历谱可知，墓主人去世当在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一八六年）或其后不久。”[31]遣策是死者随葬物品的清单，记录随葬物品的文字当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的文字。“

”本从尗，但在张家山汉墓遣策中已作从豆的“豉”，这说明张家山汉墓时代“豆”已替代“叔”指称豆类作物，受“豆”指称豆类作物的影响，从“尗”的“

”字写为从“豆”的“豉”。这表明西汉初吕后时期“豆”已经替代“叔”“菽”指称豆类作物了。

比张家山汉墓稍晚的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指称豆类作物已全部用作“豆”而无一例用“叔”或“菽”。如凤凰山9号汉墓遣策简51“绣小囊一，盛豆”，简52“赤绣小囊一，盛豆”；凤凰山169号汉墓遣策简35“

□婴二枚，盛肉酱、豆酱”。[32]凤凰山9号汉墓的时代“其上限不能超过汉文帝十六年”，[33]凤凰山其他汉墓的时代也均在文景时期。[34]因此，从凤凰山汉墓遣策均用“豆”而不再用“叔”“菽”，可进一步证明西汉早期已经用“豆”指称豆类作物，且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基本用“豆”，而不再用“叔”“菽”了。[35]时代较凤凰山汉墓晚的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武威医简指称豆类作物均用“豆”而不用“菽”“叔”。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特将秦汉简牍关于“叔”“菽”和“豆”的用法列表如下：[36]

可见，秦至西汉初吕后时期“豆”开始替代“叔”“菽”，至西汉文景时期，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豆”已经基本替代“叔”“菽”。西汉流传下来的文献（如《史记》）用“叔”“菽”而不用“豆”者，应是当时的文人仿古所致。

二、“尗”“叔”“菽”到“豆”演替的原因分析

关于“尗”“叔”到“菽”演替的原因，在第一部分已有述及，这里再略加总结。“尗”为豆类作物的初文。由于豆类作物的生长特性：在当收获而未收获时，豆荚会自动爆裂，豆子会脱落到地上。而先民们最初并不知道收获豆子需要把握时机，他们获取豆子主要是靠从地上拾取，故为这一行为造了一个专门的“叔”字。当先民们不再靠从地上拾取豆子时，“叔”就由表示拾取豆子这一动作行为转而指称拾取的对象——豆子。“叔”指称豆类作物及其籽实是语言中词义引申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语言中是很常见的，如“贾”。《说文·贝部》：“贾，市也。”段注：“市，买卖所之也。因之，凡买、凡卖皆曰市。贾者，凡买卖之称也。”“贾”由买卖这一行为引申指称买卖的对象——从事买卖的人。《汉书·王嘉传》：“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讙譁，群臣惶惑。”颜师古注：“贾谓贩卖之人也。”

金文“叔”已多用为人名或亲属称谓。当“叔”越来越多的用于人名或亲属称谓时，为分担、凸显“叔”所指称之“豆”义，人们就在“叔”上加“艹”另造一个“菽”字来指称“豆”。“菽”是“叔”的分化字，从“叔”到“菽”是文字孳乳的结果。

关于“豆”替代“叔”“菽”指称豆类作物及其籽实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豆”与“叔”“菽”音相近，同音通假所致。[37]“叔”“菽”的古音是书母觉部，“豆”的古音是定母侯部。[38]二者声相近，韵较远，且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均未发现“豆”和“叔”“菽”相通假的用例。[39]故把“豆”替代“叔”“菽”归因为同音通假恐有不妥。我们认为“豆”替代“叔”“菽”的原因可能和古礼制的消亡、器物“豆”的消失及语言中词汇的发展变化有关。试分析如下。

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破坏情况，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中云：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40]

顾氏所言虽未免过于绝对，但也足以说明周礼在战国时期渐趋消亡，不待秦始皇统一天下，周礼已丧失殆尽。随着古礼制的消失，用作礼器的“豆”也渐趋消亡。

有研究者通过对礼器“豆”的综合研究认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礼器“豆”逐渐消失。[41]这种观点当是可信的。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墓葬中出土实物亦可印证这个观点。西安尤家庄秦墓的时间主要是战国晚期晚段到秦末至西汉早期早段，其礼器组合主要以鼎、盒、壶等为基本组合，没有见到出土器物“豆”。[42]咸阳市塔儿坡秦墓的时间是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其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中均没有器物“豆”。[43]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中出土了很多陶器、铜器、漆器等随葬器物，却没有出土器物“豆”。[44]湖北关沮秦汉墓中也没有出土器物“豆”。[45]此外，杨家山战国晚期秦墓、陕西陇县店子秦墓第六期秦代墓葬、西安半坡战国墓葬均没有出土器物“豆”。[46]这些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墓葬中均没有出土器物“豆”，正说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器物“豆”逐渐消亡。

由前面所述知，秦至西汉初“豆”开始替代“叔”“菽”指称豆类作物及其籽实，而器物“豆” 也在这一时段消失，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不是偶然的。

语言中“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现实现象的认识的变化紧密联系着的。新事物的出现、旧事物的消亡和认识的深化，都必然会在词汇和词义中打上自己的印记”。[47]词汇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词和它所指称的客观事物是相对应的，各个词在这个系统中均有自己的位置。当旧事物消失了，指称旧事物的词也绝大多数随之消失了，但也有一些词没有随着旧事物消失，而是另谋新路——改变其所指。“豆”就是这样一个词。“豆”替换“叔”“菽”指称豆类作物及其籽实可能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不是文字通假的问题。“词语的替换也是词汇演变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特点只是改变某类现实现象的名称，而现实现象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48]

随着古礼制的消亡，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器物“豆”也渐趋消失。与此同时，“豆”替代“叔”“菽”转而指称豆类作物及其籽实。导致这种替换的直接动因目前尚不清楚。随着礼制的破坏，“至春秋时期，豆由盛肉酱改为盛稻粱之用”。[49]容器“豆”既然用来盛稻粱等粮食作物，那么用来盛豆类作物的籽实应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推测：随着器物“豆”的消失，“豆”由指称器物转而指称器物所盛之物——豆子。

毋庸置疑，“豆”替代“叔”“菽”后很快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可以得到简帛资料及出土实物资料印证的。如前所述，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始有“豆”替代“叔”“菽”的用例，比马王堆汉墓稍晚的张家山汉墓遣策中已有“豉”字了，比张家山汉墓稍晚的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中指称豆类作物已全部写作“豆”而无一例写作“叔”“菽”。西安白鹿原95号汉墓出土陶仓上粉书有“黍豆”的文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陶仓上书有“大豆万石，小豆万石”的文字，洛阳五女冢267号墓出土陶仓上墨书有“大豆万石”的文字。[50]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陶仓上书有“大豆万石”的文字。[51]洛阳涧滨汉墓出土陶仓上朱书有“豆万石”的文字。[52]这些都表明“豆”替代“叔”“菽”之后，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广泛使用。

脚 注:

[1]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2]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44页-345页。

[3]转引自王连铮：《大豆的起源演化与传播》，《大豆科学》，1985年第1期。

[4]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页。

[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6]王文耀编著：《简明金文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91页。

[7]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续》（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转引自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编、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三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

[8]唐桂馨：《说文识小录》，转引自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编、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三册，2000年，第437页。

[9]郭人民、郑慧生：《中国古代文化专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8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38页。

[11]万国鼎辑释：《氾胜之书辑释》，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30页。

[12]考虑到豆类作物生长成熟的特性，先民们的认知水平以及早期汉字的象形会意特征，“叔”的初义为拾豆，虽暂没有文献用例，但也是有道理的。

[13]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6页。

[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15]宋湛庆：《我国古代的大豆》，《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16]彭卫：《关于小麦在汉代推广的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7]张德慈，王庆一：《谷类及食用豆类之起源与早期栽培》，《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18]赵团结、盖钧镒：《栽培大豆起源与演化研究进展》，《中国农业科学》，2004年第7期。

[19]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20]游修龄：《稻作文字考（三）稻、粟和稻粟》，《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21]陈振中：《先秦时代的主要粮食作物（续）》，《古今农业》，1988年第2期。

[22]闫春慧：《古代食器名称词的汉字探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3]连燕婷：《“五谷”的前世今生——“黍、稷、麦、豆（菽）、麻、稻”源流探微》，《汉字文化》，2014年第6期。

[2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1990年，第2页。

[25]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著：《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5》，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8页。

[26]钟益研，凌襄：《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1975年第9期。

[27]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著：《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6》，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8页。

[28]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著：《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6》，2014年，第238页。

[29]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30]释文来自毛静：《汉墓遣策校注》，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4页，第216页。

[33]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年第6期。

[34]陈振裕：《从凤凰山简牍看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35]1953年，在河南洛阳烧沟汉墓中，发掘出土的陶仓上用朱砂写着“大豆万石”，陶壶上写着“国豆一钟”；1957年，洛阳西郊汉墓发掘出土的陶仓上写有“大豆万石”、“小豆万石”、“豆万石”，也可说明在汉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用“豆”而不是用“叔”“菽”。

[36]表中的数字表示该字出现的次数，如“叔”在《岳麓秦简》（贰）中出现16次，就在相应的表格中标以“16”。

[37]参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陈振中：《先秦时代的主要粮食作物（续）》，《古今农业》，1988年第2期；闫春慧：《古代食器名称词的汉字探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连燕婷：《“五谷”的前世今生——“黍、稷、麦、豆（菽）、麻、稻”源流探微》，《汉字文化》，2014年第6期；胡道静：《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页；等等。

[38]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8、176页；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1、30页。

[39]查《古文字通假释例》（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湾：艺文印书馆，1994年）、《秦文字通假集释》（刘钰、袁仲一：《秦文字通假集释》，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通假大字典》（张桁等编：《通假大字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古文字通假字典》（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均没有发现“豆”和“菽”、“叔”相通假的用例。

[4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9页-750页。

[41]张闻捷：《略论东周用豆制度》，《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张翀：《商周时期青铜豆综合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吴小平：《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西安尤家庄秦墓》，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308页，第294页-295页。

[43]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塔儿坡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05页-206页，第214页，第226页。

[44]蔡先启,张泽栋,刘玉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熊北生,杨文清,陶汉桥,张宏奎,郝军宏,李峰,刘松山,周松峦,李玲,陈丽杰,陈伟,蔡丹,吴顺清,方北松,吴昊,卫扬波,夏璐,禹家美,纪玉莲,李华静,郝勤建：《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45]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2001年，第145页-186页。

[46]何新成：《汉中杨家山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陇县店子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47]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244页。

[48]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 1997年，第245页-246页。

[49]张翀：《商周时期青铜豆综合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6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 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61页。

[51]陈久恒,叶小燕：《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52]胡道静：《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2011年。

（本文原载：《励耘语言学刊》2017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