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国典籍文献浩如烟海，但从古至今，伪书伪文层出不穷。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中伪书伪文的猖獗，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审视这一现象，认为中国文献辨伪学必须与时俱进，其研究领域应更加开放，研究视野应更加广阔，研究方法应更加科学，从而预期中国文献辨伪学任重道远、大有可为之前景。
关键词：中国文献辨伪学 新思考
1999年，我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一文[1]。文章结尾处我就说：“中国文献辨伪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说它年轻，一是因为它作为学科体系，其构建时间并不长；二是随着新资料新方法的问世，还有大量长期悬而未决的真伪问题等待去鉴别；三是伪书伪文还在不断出现，且以更隐蔽、更狡猾的手法欺骗世人。”可以说，中国的伪书伪文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伪造时间之早，伪造手段之巧，蒙蔽世人之久，均可称得上是“世界之最”。此非我故出惊人之语，实际上古今学者胡应麟、姚际恒、张之洞、梁启超、顾颉刚等早就有此慨叹。明代辨伪大家胡应麟在其《四部正讹》中说：“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晚清张之洞在其《輏轩语》中也有感叹：“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两人所言，均非危言耸听。因为自古以来，伪书伪文层出不穷，不仅已定性的伪书伪文多，而尚待辨明真伪的典籍文献则更多。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位叫曹养吾的学者，写了一篇《辨伪学史》，开篇就对伪书伪文之多大发感慨：
梁任公先生讲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开头便说：“……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种情形，各国都有，尤其是在中国，造假的本领特别发达！……”的确，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的，亦可说文化发达颇早的；但是，同样，我们中国人是特别好古的，特别会造假的。你看我们耳目所及的古书中，真能说是真书的到底有多少？呒！真是所谓伪书充斥，黑白难分！你看无论哪种学问，总有许多伪书——经有经的伪书，史有史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真是多极了！真是多极了。[2]
这连续两声“真是多极了”十分形象表达了曹养吾对中国伪书伪文之多的惊叹。而更可怕的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某些人见利忘义，致使假冒伪劣成灾，什么假广告、假文凭、假证件、假古董、假牌照、山寨版、假烟假酒、假药假钱、假球假唱等等铺天盖地，而伪书伪文也不甘寂寞，且以空前猖獗之势滚滚而来，以致有人发出了“盛世危言”：“伪书猛于虎。”揭示了当今伪书伪文猖獗横行之状[3]。
一、“伪书猛于虎”
“伪书猛于虎”并非危言耸听，也非哗众取宠，更非故意炒作，而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事实。
如今制造伪书伪文，无论是造伪的数量，造伪的队伍，造伪的手段，造伪的规模，造伪的渠道，都是古代造伪者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古代制造伪书，常常是躲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行事。而如今则不然，制造伪书伪文不但不避嫌，甚至堂而皇之陈列在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架上[4]。这种造伪之势已远远超出了个人行为，而是由小集团，甚至是某些出版社与书商“合作”制造伪书。早在2004年，就有知内情的人揭发这种明目张胆的造伪行为：
两年来出版界争做“伪书”之风日盛。假作者、假授权、假推荐、假发行量……只有想不到，没有假不到。……“伪书”走到今天，无论技术手段还是作假路数，也益发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有一些“高级伪书”甚至做到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让一些规范操作的出版机构无可奈何，一些传统“名社”“大社”也参与到此类书的出版，使得欺骗性更大……“伪书”的横行与泛滥，暴露出出版界的一些问题，也许会像假球一样，毁掉整个市场。[5]
如今造伪的特点之一是：每当某位作者的作品走俏畅销，假冒其作者的伪书就随之出现，甚至蜂拥而至。当年林语堂的著作畅销海内外，于是托其名的伪作纷起，特别是台湾，其伪作尤多[6]。著名作家叶永烈的书十分畅销，于是冒他的名字出的伪书则如“雨后春笋”。仅叶永烈本人就发现冒其名的伪书达50种以上。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冒用我的名字的伪书多达50种》的文章[7]。文章里不仅开列了这50种伪书的书名，而且开列了出这些伪书的“出版社”名。仅2003年一年，他就发现假冒自己的名字出版的伪书达22种之多，连以出书多而快的叶永烈本人也感叹“远远超过我自己出书速度”。
著名作家贾平凹的著作畅销海内外，特别是《废都》一出，引起不小的轰动，于是“一股搭乘《废都》余热，假冒贾平凹姓名出书的歪风狼烟四起，先是署名‘老贾’的《帝京》，继之为署名‘贾平凹’的《霓裳》《世界不能没有女人》《废城》《欲城》《裸城》”等等[8]，让贾平凹为此大感头痛，不得不为此请律师，打官司。
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早在10多年前就被冒他的名字出的各种伪书搞得苦不堪言。如2002年他在北京一家书店发现了两本冒用他的名字出的伪书：一本是《大别山下的男女》，一本是《小城夜话》。之前他还发现冒用自己的名字出的《岁月情殇》《拥抱激情》两部伪书，他不得不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报中心投诉，并聘请律师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想律师却感到十分为难：“本案操作起来很难，只能是从图书的经销商入手，但找不到进货渠道，更查不到印刷者。”举证困难，官司难打。莫言只好借助媒体发表声明以正视听。耐人寻味的是，声明的标题竟是《软弱的声明》[9]。可见在伪书伪文猖獗面前，个人是多么软弱和无力。而叶永烈面对那么多冒他的名字出的伪书也感到十分无奈。他说：
冒名书严重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名誉权。但是，我在明处，盗版书商躲在暗处，“冤无头，债无主”；倘若到法院起诉，则不知被告在何处。[10]
如今的伪书，以假乱真的程度，连古人也望尘莫及。叶永烈发现假冒他的名字出的一些伪书，印制之精美，装潢之华丽，让他感慨万端：
通常的伪书，大都粗制滥造。然而，在2003年毛泽东110周年诞辰纪念前夕，我发现一本印得相当精致、上下两卷的《毛泽东一生家世》，冒用我的名字出版。这两卷书还绕着一根“腰带”，上面居然也印着“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字样！书中还附有许多毛泽东的照片。这本印制精美的伪书，欺骗性更大，居然堂而皇之进入一些书店销售，我甚至还在网上见到销售。[11]
一些造伪者，还把手伸向了港澳和台湾。如香港著名作家金庸一共只写了15部武侠小说，但冒用他的名字出的伪书竟多达100多种[12]。又如台湾著名作家琼瑶的小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行大陆，但不久之后，一部部托名琼瑶的伪书就出现了，甚至将一些黄色下流的书也署上琼瑶的名字，给琼瑶的声誉带来极大伤害，身心带来极大痛苦。1988年，她第一次来大陆，就遇到了这类头痛事。为此，她说了一段令人伤心，也令人愤怒的话：
我在北京十二天，绝大多数的日子都很快乐。知道我的小说，在大陆每本销售量都高达七八十万册，对我来说，简直是个“震撼”，我的欢乐实在涵盖了版权问题……但是，当有一天，有位读者拿了一本我的假书来，那本书名叫《喷泉》，冒我的名而出版，我当时就情绪低落了。接着，又有《风里百合》《忘忧草》等假书出现，等到有本《蛇女》拿到我面前来时，我真的不会笑了，因为，那本冒我的名字出版的《蛇女》，完全是一本下流的黄书！我翻了一翻，心里难受极了，第一次了解到“版权”的重要性。一个台湾作家，如何能在大陆受到起码的保护？这实在是个太大的问题！我如何去告诉大陆上的广大读者，某些书不是我的“原著”，这是更大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快乐。[13]
琼瑶的这番伤痛之言，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伪书对作者的巨大伤害。
更出人意料的是，如今有些出版机构，竟将制造伪书之手伸向了国外图书，伪造所谓“引进版”图书。这些造伪者一旦发现国外某书畅销，就搬用或仿冒该书名，假造一本，再署上国外某知名作家之名，在中国内地堂而皇之出版发行。如2002年延边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一本叫《一分钟的你自己》的书，署名作者是曾大红大紫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作者斯宾塞·约翰逊。果然书出后大为畅销，一年内竟发行了几十万册。当时就有人写文章《弄虚作假！还畅销！谁来管》予以揭露[14]。然而伪造所谓“引进版”图书之风越演越烈，连续又出了《没有任何借口》《培养男子汉》《西点法则》《沃尔玛王朝——从优秀到卓越的经营之道》《麦肯锡卓越工作法》《执行力》等所谓“引进版”书。这些伪书居然通过正常渠道销售，且十分畅销。2005年4月25日《重庆时报》曾以《伪书在市书店热销》为题报道了《沃尔玛王朝——从优秀到卓越的经营之道》《没有任何借口》《执行力》等伪书在重庆各大书店、书城热销之“盛况”[15]。
二、造伪者众多
虽说中国古代伪书伪文不少，但造伪者毕竟多是个人行为，且涉及的阶层并不广，人也不多。而如今则不同了，参与制造伪书伪文者各阶层的人都有。从研究生到导师，从教授、院士到校长到各级官员，无一不有。君不见，如今对一部书或一篇论文没有写过一个字，却凭借领导和导师的权势，大言不惭署上第一作者姓名，这种怪现象，已成了“潜规则”，早已不足为奇了。
特别是如今官员提升讲求学历学位，于是在职官员中突然间冒出了许多硕士、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16]。而且这些博士中，大多数是先戴上官帽再戴上博士帽的。在职官员拿博士学位，已成近年官场的一大时髦，而他们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也随之滚滚而“出”，这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了，但外国人却大惑不解。一位“在中国待了七八年，相对较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日本学者加藤嘉一道出了自己的质疑：
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高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开会、应酬，不怎么上课，也似乎不怎么具备写学术论文的专业能力和得到博士学位的文化素质。他们使劲儿利用官本位的传统惯例，通过发挥官员本身的身份优势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换取学位。我怀疑，难道中国的博士学位真的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这样的政治家和官员，就会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所有政府机构也务必在阳光下面临来自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17]
可以想像，在中国，这些“似乎不怎么具备写学术论文的专业能力和得到博士学位的文化素质”的官员们，是如何“写”出一部部学术专著和一篇篇学术论文的。这些年一些官员的学术专著或学位论文或凭权力请人代笔，或在别人的著作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或干脆去抄袭等丑行不断被曝光，中国官员因要戴上博士、硕士帽子而在不断“出笼”伪书伪文已是不争之事实。
古人作伪，或是因惧怕封建专制统治下严酷的文字狱，不得不埋名隐姓，假托古人而作伪；或因出于尊古、求名、争胜而作伪，虽然各有难言之隐，各有善恶不同的动机，但起码有一点应该承认，那就是这些造伪者中的不少人，确确实实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如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的三国魏人王肃，就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而今天的一些造伪者，不少都是不学无术但专会投机取巧的人。
古代制造伪书伪文，毕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能偷偷摸摸。而今天却不然，造伪不但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广而告之”，唯恐别人不知道。君不见，大学校园里，常有公开张贴的“代写论文”的广告，并保证能公开在某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明码实价，清清楚楚。其明目张胆，令人咋舌。据某位学者专题研究显示，仅2009年一年，我国论文买卖的销售额已近10亿元[18]，这其中包含了多少伪文，只有天晓得。
造伪的另一特点是抄袭现象盛行，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抄袭更方便，更肆无忌惮。这些年，被曝光的“文抄公”，不仅有大学生、研究生，而且有教授、博导、院士、官员。如某大学副校长陆某为自己的学生的一篇学术论文得以发表，未写一个字，却在第一作者上署名，由于该论文被证实是抄袭，才真相大白。有人反问，如果此文并非抄袭，完全是他的学生所撰写，而陆某却署上自己的名字，此事恐怕永远不会被曝光，但对陆某来说，仍难逃制造伪文的良心谴责[19]。
如今抄袭现象已到了可怕的地步。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在被调查的180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竟有60%的人承认抄袭过他人的学术成果[20]。
说来说去，如今造伪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名利”。早在西汉初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过：“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古今对照，如出一辙，只不过如今更明目张胆罢了。
三、从传统文化视角窥探
辨伪学家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序》中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那么从古自今，中国的伪书伪文为什么会层出不穷，为什么在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手段之巧，蒙蔽世人之久等等会有那么多的“世界之最”呢？为什么在历史上稍有“适宜的气候”便会滋生那么多的伪书伪文呢？除了历代学者总结的“造伪”原因，如尊古、争胜、射利、嫁祸、诽谤、自耻、借重、好事、求名、误题等外[21]，还有出于冠冕堂皇的各种原因，如为宣传革命而伪造《太平天国诗文钞》，后柳亚子承认“世所传石达开诗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为鼓吹革命时假造以供激发民气之用的”，这也证实了一个事实：“太平天国文献赝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伪托太平天国文献来作鼓吹革命之用”[22]。而康有为“为了达到他政治改革的目的，他把古籍辨伪学当作鱼肉，任意刀俎，古文经如古文《尚书》《周礼》《逸礼》《毛诗》及《左传》等等，无不是刘歆伪造依讬的。甚至于《史记》《汉书》中凡有关古文经传的记载，也都是刘歆附益和纂改的”[23]。而上个世纪70年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个别工作人员伪造《坎曼尔诗签》的动机是想表明“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不为个人名利的作伪”[24]。尽管有这种种“爱国”“无私”的动机，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仍应剥去。
对于上述疑问，除了这种就事论事的回答外，我们是否还应从更高更广的角度如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思考呢。原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周少川说：“将中华典籍的产生发展、流传整理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智慧，使我们对于文化传统与典籍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有了清醒的认识。”[25]此话很有见地。不久前，著名学者余秋雨的一段话深深吸引了我，他说：
我们国家，长期注重是非判断、好坏判断，而轻视真伪判断。其实，真伪判断是一切的基础。真伪的界限不确定，是非界限和好坏界限就很不可靠。[26]
无独有偶，仍是那位在中国呆了十多年的日本学者加藤嘉一也发出类似的感慨：
众所周知，中国公民对真与假的敏感度、判别与监督的意识和能力是极低的，也不怎么当回事儿。许多博士学位可以用权或钱买到，已经毕业的学生可以做假证继续到处享受学生优惠，至于那些家电、科技产品、衣服、食品、图书、光盘等造假现象无处不在。不管是造假者还是使用者，服务者还是消费者，大家作为合格公民的权利意识极为薄弱。[27]
余秋雨和加藤嘉一的话显然不是针对典籍文献辨伪而言，但对文献辨伪学却有很大启示。中国对典籍文献的研究源远流长，但可以说，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典籍文献的功过是非、褒贬好坏上下功夫，却常常忽略了典籍文献本身是真是伪。应该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历代学者研究典籍文献的优良传统，但千百年来，这“辨章”也好，“考镜”也好，都把功夫下在典籍文献的功过是非和褒贬好坏上，下在其传、注、笺、疏、正义、训诂、阐发微言大义上。从“五经”到“七经”，从“九经”到“十二经”再到“十三经”，把儒家学说逐渐神圣化，经典化，却恰恰忽略了典籍文献本身的真伪。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伪书伪文，长期蒙蔽世人而未被揭穿的原因之一。如《古文尚书》被东晉梅赜献上后，不少学者视如珍宝，顶礼膜拜，被列入学官，置博士。唐代大学者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还选中了它，以后又被编入《十三经注疏》和《四库全书》之中。由于历代学者的推崇和皇帝的钦定，竟使这部伪书成了科举、学校必读之经典。可以说，是做足了对它功过是非好坏的评价，却单单忽略了对其本身是真是伪的审视，以致这部假冒的经典竟哄骗世人达1300多年之久。清初阎若璩以几十年的心血写成《尚书古文疏证》，才使耸立在辉煌金塔上的《古文尚书》轰然崩塌。否则，还不知哄骗世人到几时。梁启超认为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辨伪，“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28]，可见辨伪在整个封建社会该有多难，特别是对经典的辨伪，又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辨伪之艰难，由此可见。
但我们不禁要问，面对层出不穷，甚至猖獗一时的伪书伪文，为什么辨其真伪却如此艰难，如此软弱无力，势单力薄？仍然是余秋雨的一段话让人怦然心动：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几百万、几千万的数字（指“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整整十年（指“文革”10年）的时间，难道真是什么领导人在控制一切吗？不可能。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29]。
虽然余秋雨的这番话是针对“文革”而非典籍文献而言，但面对中国自古及今伪书伪文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辨伪却软弱无力的现状，却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以“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来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君不见十几年前一位姓张的作者写了一本名为《心香泪酒祭吴宓》的书（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再三声明此书是他“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所记全是亲见亲闻的事实”，“唯有秉笔直书，才能反映原事原貌”。然而经众多有识之士阅读后才发现此书“多向壁虚造，穿凿附会，虚构了一个吴先生”[30]，认为此书“不具有学术讨论或文学评论的性质，而完全是一个揭伪打假的问题，该书从头到尾全是胡编乱造”，“应该用对待别的伪劣产品一样的方法处理”[31]。然而奇怪的是，此书被揭穿虚构造假之后，反而销量大增，供不应求。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作伪者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得逞，是利用了读者争奇骛怪的心理。这种心理相当普遍地存在，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32]。
说到“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尽管如今伪书伪文猖獗横行，但却罕见谁会因为制造一本伪书一篇伪文而受到法律制裁。关于真假问题，不妨听听日本学者是怎么说的：
在日本，造假事件或现象没那么多，至少不到中国的万分之一。日本的产权、归属、真假关系比较明确，一个产品、一个品牌、一个人物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出现问题，务必遭受来自舆论和法律强有力的双重压力和反击。刚开始由媒体挖掘并预热，最终由司法来解决，这是日本社会处理“真或假”的普遍规律。对于明星或公众人物，社会的积极反应和严格要求就更加明显。[33]
说到中国“严重缺少‘辨伪机制’”，可以推溯到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制度，这种由血亲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社会心理，其突出表现是对祖先的绝对崇拜和对传统的极端尊崇。表现在文化上，实际上就是强权文化，这种文化压抑了人的独立思考，压抑了人的创新思维和怀疑精神。在对待典籍文献的心态上则表现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及尊古卑今、迷信经典、迷信权威、迷信圣贤。而作伪者恰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打着经典、圣贤、权威的旗号制造伪书伪文。诚如梁启超所言：“伪书者，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例如现存之《本草》号称神农作，《素问内经》号称黄帝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阴符》号称太公作，《管子》号称管子作。”[34]这种作伪心态与今天把一些伪书硬栽在林语堂、金庸、莫言、贾平凹、叶永烈、琼瑶等人身上，是一脉相承的。可见这种迷信圣贤、迷信权威、迷信经典的文化传统，既让造伪者有机可乘，又给辨伪者造成很大障碍。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缺少‘辨伪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而其中“第一个大谎言就是君权神授，所有下面的谎言都是从这个根上来的”[35]。有这样的“谎言体制”，那么“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就不难解释了。
必须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尊古、信古、迷信圣贤经典之传统，自然也有“疑古”“尊疑”“惑经”之传统。众所周知，怀疑精神是促使学者独立思考、努力探索，不迷信经典权威，不因循守旧的动力。回顾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举凡理论的突破，方法的创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典籍文献真伪的鉴别，往往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在中国文献辨伪史上，怀疑精神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对已司空见惯，或被权威定性的典籍文献持怀疑态度，而不是轻信和盲从。怀疑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36]。但不能不说，几千年延续的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尊古卑今、迷信经典、迷信权威、迷信圣贤和中国历史上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到大兴“文字狱”等以强权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毕竟是强大的主旋律，“疑古”“尊疑”“惑经”等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根本抵不住这股强大的主流。在这种“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下，为了释疑，为了辨伪而求实证之风始终无法深入下去，更不用说“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了。因而伪书伪文一直层出不穷，甚至在某一个时期达到“风起云涌”之势，形成一个个高潮期。
古代如此，近代也一样。就如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发现”的，曾轰动一时的《坎曼尔诗签》来说，它本是一件伪造十分拙劣的赝品，但一经史学大师郭沫若写下《〈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鉴定其为唐代真品，甚至把所谓唐代西域人坎曼尔手抄的《卖炭翁》评价为“新乐府存世最古的抄件”，“真可称为无价之宝”后，这件本不起眼的赝品顿时大红大紫、身价百倍，以后20多年，“举凡涉及唐诗、民族文学、民族团结的书籍、辞典，几乎无一不为其拨出适当的篇幅，予以弘扬”。甚至还将《坎曼尔诗签》选入中小学课本，让千百万青少年对这一伪作诵读学习[37]。可以说，这件伪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似乎又制造了一项新的“世界之最”。但细细想来，这场闹剧之所以能延续20多年，仍是迷信权威、轻视真伪判断的心理在作崇。
四、文献辨伪学应与时俱进
周少川在《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中强调：“文献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密切相连的。”[38]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中伪书伪文的猖獗，文献辨伪学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其研究领域应更加开放，研究视野应更加广阔，研究方法应更加科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朱杰人在评论台湾学者林庆彰的《伪书与禁书》一书时说：
《伪书与禁书》讨论和研究的是当代的伪书与禁书问题，似乎不在“历史文献学”或“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范畴之内。但是，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现实倒映着历史的影子。……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已经迫使我们必须根据新的学术发展作出适应性的发展——这是我们不能不作出的一种回应。如果你不回应，那你只能被边缘化；如果你不能回应，那你就只能被淘汰出局。[39]
朱杰人还强调，“当前层出不穷的各色各样的大出版工程，如果有文献学家的介入，就可以避免很多垃圾出版物”；“如果没有林先生的移前介入对台湾当代禁书、伪书的研究与考辨，一百年后，文学家、经学家也许会为一个‘甘志清’争吵上几年十几年”[40]。此论可谓为远见卓识，如果今天的历史文献学、文献辨伪学不及时对当今的伪书伪文给予关注、研究，几十年几百年后再来辨伪，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一方面认为历史文献“包括了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献”，又认为“辨伪，就是运用相关的知识与方法考辨历史文献中的伪书伪文”，但一方面却又把辨伪学界定在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辨伪学，是关于古书辨伪的系统的知识理论与方法”[41]，这前后不免形成了悖论。既然连被誉为“当今台湾学界辨伪学大师”的林庆彰尚且将文献辨伪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现代的伪书伪文上，并写出了颇有影响的《伪书与禁书》专著，我们又何必非要把辨伪学的研究领域仅仅界定在“古书”这一狭窄的范围内呢？在杨燕起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中，我参与编写了其中《辨伪学》一章，我提出了辨伪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之辨伪，“举凡有真伪问题，并且有考察鉴别价值的事与物，均在辨伪之列”；而狭义之辨伪，“则专指考察鉴别典籍文献的真伪”[42]，这自然包括了古今所有的典籍文献，而不只是“古书”。
当然，对于今天的文献辨伪学来说，把重点研究的对象仍放在古代的伪书伪文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古代典籍文献因时间的久远，代代的“层累”增添，人为的改窜和重塑，都给辨伪造成极大难度，因而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进行反复研究论证。郑良树根据自己辨伪研究对象而将其辨伪著作定名为《古籍辨伪学》，倒是十分贴切的。
我在《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一文结尾处，曾引用了《吕氏春秋·慎行·疑似》中一段话：“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以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正视中国历来“轻视真伪判断”“严重缺少‘辨伪机制’”“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等等弊端，发扬怀疑精神和科学精神，不迷信权威，不迷信经典，即使伪书伪文制造得再巧妙，也终会原形毕露的。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现”的所谓《孙武兵法》82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还经所谓专家组的“鉴定”，甚至被学苑出版社以《孙武子全书》为名正式出版，但最终还是被揭穿为一部赝品[43]。因此，对古往今来的所有典籍文献，只要有“疑似之迹”，就“不可不察”。
中国文献辨伪学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此文收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90-812页。
[2]转引自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0页。
[3]韩晓东：《盛世危言：“伪书”猛于虎——“伪书”横行忧思录》，《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1日。
[4]《伪书在我市书店热销》，《重庆时报》2005年4月25日。
[5]韩晓东：《盛世危言：“伪书”猛于虎——“伪书”横行忧思录》，《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1日。
[6]伍立杨：《风格辨伪》，《检察日报》2003年5月23日。
[7]叶永烈：《冒用我的名字的伪书多达50种》，载《华丽转身》，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550-558页。
[8]王辙：《伪作〈霓裳〉》，载《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沉浮》，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9]莫言：《求助法律是最后手段》，《检察日报》2003年4月4日。
[10]叶永烈：《冒用我的名字的伪书多达50种》，载《华丽转身》，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555页。
[11]叶永烈：《冒用我的名字的伪书多达50种》，载《华丽转身》，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553页。
[12]转引自刘重来：《近年伪书三则》，《博览群书》1992年第3期。
[13]琼瑶：《剪不断的乡愁——大陆行》，转引自刘重来《近年伪书三则》，《博览群书》1992年第3期。
[14]韩晓东：《盛世危言：“伪书”猛于虎——“伪书”横行忧思录》，《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1日。
[15]罗强等：《伪书是怎样“炼成”的》，《重庆时报》2005年4月25日。
[16]汤劲松：《最大的博士群体为何在官场》，《重庆时报》2009年10月28日。
[17][日]加藤嘉一：《唐骏学历造假门的冷思考》，《书摘》2011年第11期。
[18]石敬涛：《10亿元论文买卖拉动了什么“内需”》，《重庆时报》2010年1月6日。
[19]汤劲松：《比抄袭更丑陋背后的潜规则》，《重庆时报》2009年6月17日。
[20]宋赵来：《学术腐败：动摇中国的发展根基》，《书摘》2010年第8期。
[21]杨燕起等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29-330页。
[22]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载《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126页。
[23]郑良树：《续伪书通考》（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20页。
[24]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25]周少川：《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6]余秋雨：《霜冷长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27][日]加藤嘉一：《唐骏学历造假门的冷思考》，《书摘》2011年第11期。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4页。
[29]余秋雨：《何谓文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30]唐振常：《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6月21日。
[31]周国平：《一本欺世盗名的伪劣书——评〈心香泪酒祭吴宓〉》，《文艺报》1997年11月29日。
[32]陈漱渝：《存真求实，去伪辟谬——试谈回忆录的鉴别》，《中外诗歌研究》，2008年第2期。
[33][日]加藤嘉一：《唐骏学历造假门的冷思考》，《书摘》2011年第11期。
[3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35]吴思、胡纠纠：《谎言的成本和收益》，《书摘》2011年第11期。
[36]参见刘重来：《为了历史的真实——谈谈史疑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光明日报》1999年2月21日。
[37]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38]周少川：《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39]朱杰人：《林庆彰着〈伪书与禁书〉评议及其他》，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典籍•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论文集（1）》，2013年，第138-149页。
[40]朱杰人：《林庆彰着〈伪书与禁书〉评议及其他》，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典籍•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论文集（1）》，2013年，第141页。“甘志清”乃台湾某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翻印大陆史学家吕思勉的著作时，为避祸而将吕思勉的名字改窜为“甘志清”。
[41]黄爱平主编：《中国历史献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第111页。
[42]杨燕起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
[43]《〈孙武兵法〉82篇纯属伪造》，《文汇读书周报》，1996年12月21日。
本文原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3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又载《重庆文化研究》2014年卷，重庆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作者简介：
刘重来，1941年生，山东青州人，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4年结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1990年至1999年任所长，2003年退休，2003年9月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聘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卢作孚研究》主编。
多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教学与研究。撰写、主编教材、专著、工具书10部，参编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文献》、《历史文献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科研成果7次获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2002年被评为重庆市首届学科技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