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汉语词汇史青年学者论坛，于2021年10月30日—31日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主会场设在西南大学。来自北京语言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湖州师范学院、闽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排名不分先后）等17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5位学者报告了论文，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汪维辉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本次论坛，线下和线上近50位师生列席旁听。

论坛开幕式由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王化平教授主持。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孟蓬生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认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是汉语史研究中最为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也是最具兴味和最不容易产生傲慢感的研究，并指出汉语词汇史研究应当呼唤理论研究和更多青年学者的加入。

10月30日上午的报告分为了两组。

第一组报告由浙江大学史文磊、四川大学王长林主持，闽南师范大学陈练军、重庆师范大学雷冬平、南京大学张福通、四川外国语大学谭代龙、河南理工大学张海媚作了报告。陈练军作了题为《认知定名学视角下汉语服饰类词汇构式的历史演变》的报告。他指出古今服饰在功能、形制、材料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汉语史上用于指称服饰的语言形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鉴于此，他从认知定名学的视角对汉语服饰构式的演变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重点描写和分析了服饰构式的定名结构和定名策略的历史变化。

雷冬平的报告题为《“有偏”的功能及其来源再探》。该文首先对致歉语“有偏”进行了功能分析，认为“有偏”具有“已吃、先吃”“占先享有”“少陪、失陪”等表示致歉功能的用法，这些用法来源于具有相同致歉语功能的动词“偏”，是动词“有”+动词“偏”词汇复合的结果，而表示致歉语功能的“偏”又是从“偏”的“偏背”义发展而来。

第二组报告由闽南师范大学陈练军和中南大学龙丹主持，报告人分别是浙江大学真大成、四川大学王长林、上海师范大学潘牧天、西南大学李明晓和欧佳。 

真大成做了《“习语”与古籍考异校读——以〈抱朴子内篇〉为例》的发言。他认为把握正确的习语对古籍校读有重要意义，并以《抱朴子内篇校释》为例探讨了相关问题，如以具有个人习语特点的“大而笑之”校出古书“而大笑之”刊误发谬，同时指出古籍校读要和汉语史研究结合起来，《抱朴子内篇》的语言研究仍大有可为。

王长林在《谈〈汉语大词典〉修订对禅宗文献利用的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词典修订对禅宗文献利用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增禅籍条目，二是增设禅籍新义，三是增补禅籍首证，四是改正旧有错误，同时指出在条目、释义、书证三大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报告以征求意见本1—4册为中心，结合若干实例讨论以上问题，最后强调在数字化条件下对历代重要文献进行专项检查，是修订质量的重要保证。

潘牧天在《朱子语录异文“同素异序”考探》的报告中提出，文献异文的“同素异序”是指在语言演变与文献流传过程中，部分复音词呈现出词序相异的形态。《朱子语录》宋元明清诸本及现代点校本的异文客观上反映了“宋—现代”语言的连续演变脉络，其中不乏同素异序现象。“同素异序”词的描写应注意文献辨析，词典编纂也应充分参考异序词而考虑收目与义项的平衡等问题。

李明晓的报告《中古墓劵疑难词语考释二则》认为，“曰止”可能读作“曰之”，“天帝曰之”即是以天帝的口吻向道士和神吏发布命令，把“曰”和“止”断开的说法不合语境；“可這”可能是“可信”，“先相可信”“自相可信”“先生可信”均是一种地券的固定用语，而非现实中书券者要去证实买卖墓地的事实。“可”与“這”有中间断开和连在一起两种理解。至于“曰止”和“可這”这两个词语具体该如何理解，目前尚未有定论。

欧佳在《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所涉工艺美术词汇笺疏》中对石楬所涉及的部分工艺美术词汇进行了疏证。他在对有关“画”的词例加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画”在汉晋时应当还有“线刻”或“浅刻”之义；指出施以“金带”“银带”之器应是当时的釦器，“淳金银解间塗带”可能是“纯金银参塗带”；认为“挍”并非专指金银饰物的掐丝，当为多装饰用材所适用。

在自由讨论环节，游帅讨论了李明晓报告中的相关问题。陈练军与真大成就四字格式习语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任荷也向真大成请教了“大而笑之”做何理解会更好的问题，并提出王念孙认为的“迂而笑之”可能是迂曲的解释。陈练军与潘牧天讨论了异文与成词度有没有关系的问题。

10月30日下午同样进行了两组报告。

第一组报告由四川外国语大学谭代龙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刘曼主持，浙江大学史文磊、西南大学杨怀源、北京语言大学游帅，四川大学刘梦晰和河南大学杨彦智分别作了报告。

史文磊的报告题为《从出土文献看上古汉语“娶/取（取妻)”的及物性》。报告从解释上古汉语中“娶”不带宾语这个现象入手，提出需要回答在不及物动词格式中“娶”的对象的问题。同时认为，真正用于“娶妻”的“娶”字在西汉末年才出现，而“取妻”在殷商卜辞之中已经出现，二者有较长的时间距离。最后通过比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就“取”和“娶”这两个字在古文献之中用法做了总结和归纳。

杨怀源做了题为《先秦文献中的“休命”》的报告。报告首先援引了裘锡圭先生的相关观点，对过去学者的相关观点看法做了综述，随后通过对比金文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对“休”和“命”的意义进行了解释。

游帅在《“砍大山”考源》中指出，目前学界对“砍大山”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1.“砍”的本字为何；2.“大山”应该作何解释。随后他对“砍”和“大山”的意义演变做了溯源调查，并以“嗑”和与之同音的“磕”字作为高度相似的平行例证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刘梦晰做了题为《“狐媚”“狐魅”词义考辨》的发言。她首先解释了“狐魅”和“狐媚”这两个词语的含义，指出这两个词语的含义实际上有着较大的区别：“狐魅”是指狐妖，而“狐媚”则指女子以妖艳之态惑人或指男子奸邪狡诈。随后她展示了这两个词语在古文献作品中的语例并加以阐释，对这两个词语在历朝历代文献中混用的情况做了考察和研究。

杨彦智的报告题为《“约摸”来源及构词考辨》。报告对“约摸”和“约莫”两个词做了辩证分析，并对“约摸”这个词的当今使用和研究情况做了介绍。通过查找历史文献和相关方言材料，对“约摸”的来源做了深入考察和论证，认为“约摸”这个词具有口语化方言色彩，并提出对“约摸”这个词语变化情况的思考和假设，同时还对“约摸”的构词机制和演变动因做了阐释。

第二组报告由重庆师范大学雷冬平、西北师范大学洪帅主持，东北师范大学赵岩、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任荷、中南大学龙丹、湖州师范学院墙斯和西南大学郑邦宏分别进行了报告。

赵岩的报告题为《谈传世文献中“诣”字相关辞例的误释现象》。报告首先列说了多家学者对“诣”的释读，随后剖析了传世文献中的辞例，并比照出土文献中“诣”的使用句式，从而得出“诣”当释为“致送”义的结论。最后指出，传世文献中对“诣”辞例的误释，源于“诣”的“致送”义在逐渐衰落。

任荷在题为《古汉语形源助动词的语义生成路径与机制——以“可”“足”为例》的报告中结合类型学的研究背景，提出积极评价义是汉语形源助动词最主要的语义来源。报告全面考察了先秦文献中“可”“足”的共时用法，并分别论述了“可”“足”的语义演变路径及生成机制，详细论证了“积极评价义”与“情态义”的语义关联。

龙丹的《从类型学视角再看“承”有“闻”义》运用跨语言语料与汉语语料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跨语言的比较与分析，提出人类语言中都具有一定的语义关联，并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说明了由“承”到“闻”的语义引申路径。

墙斯的《“快”的快速义是怎么来的？》首先结合传世和出土文献的实证以及学者的讨论，梳理了与快速义“快”相关的“駃”“驶”等字词对应关系，指出中古具有快速义的“駃”和“驶”当为一词，都音“使”，并以类型学研究成果为参照，从“快”的句法语义功能变化论证了“快”的快速义源自词义引申。

郑邦宏的报告题为《由词义对字形的影响谈汉砖一特殊字形》。报告全面考察汉代砖文中的相关辞例，结合传世文献和语音分析，认为应是受词义影响而糅合形成的字形，并引用出土文献、后世字书中的同类字形，对其进行了深入论证。

在自由讨论环节，真大成就郑邦宏报告中的“傠”字的右边字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0月31日上午是本次论坛的最后一组报告，由东北师范大学赵岩和上海师范大学潘牧天主持，报告人分别为西北师范大学洪帅、西南大学陈荣杰、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汤传扬、西安外国语大学刘曼和西南大学胡波。

洪帅的报告题目为《悬泉汉简词语考释与释文校补》。报告第一部分是词语考释，主要考证了“尽”和“杀人贼”这两个词的意义。第二部分是释文校补。在考释与校补的过程中，报告既以悬泉汉简为本，判断简文内容，又以居延汉简、地湾汉简等出土文献以及传世文献作为佐证，增强了说服力。

陈荣杰的《走马楼吴简疾病词语概貌及其特征》将走马楼吴简中的疾病词语分为五官科、外科、内科和其他四类，每类之下列举疾病的具体种类和名称，并指出这些疾病词语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结构上以偏正式和动宾式为主，二是音  节上复音化显著，三是一病多名现象突出，四是疾病词语合称现象明显。

汤传扬的《汉语“烘焙”义词的语义演变研究》对“烘烤”语义场的演变情况进行了梳理，以其中一个义位为“烘烤”义作为选词标准，通过系统考察“烘烤”义词的语义演变，发现了一些有规律的演变模式和路径，包括从“焚烧”义到“照射”义、从“烘烤”义到“烤火”义、从“烘烤”义到“曝晒”义等，并表明这些语义演变背后的机制是转喻。

刘曼的《试论晚清民国时期常用词更替中的南北官话融合》以晚清民国时期几组常用词更替个案为例，探讨这两个阶段南北官话的融合，揭示其时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地位有所变动，在影响共同语过程中既有相互排斥也有融合，并分析二者地位变化对这一时期常用词更替的影响，强调语言内部因素也有重要作用。同时认为，进入普通话的南北官话词语具有语体差异，南京官话词较多进入普通话书面语，填补了北京官话正式体词语的缺位。

胡波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一个例句辨析》中指出，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中“繐履”实为“繐屦”之误，这一错误发生的时间当在清嘉庆二十一年，其原因是当时阮刻初印本急于求成，未及细校，并删除了相关校语。同时强调，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分析语料一定要注意确认有效例证。

汪维辉教授会后回应了孟蓬生教授的开幕式致辞，认为孟老师的发言高屋建瓴，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研究方面，汪老师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不管是做具体的个案研究还是做宏观的理论研究，都要具备理论意识，在准确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总结规律，以小见大；第二，理论研究要跟国际接轨，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不能关起门来搞理论创新；第三，要想在理论上有突破，首要的一点就是学习，读一定量的“洋书”；第四，根据自己的资质、知识结构以及兴趣爱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语言研究，没有必要一窝蜂地都去搞理论。最后，汪老师认为孟老师致辞中的第五点——“汉语词汇史研究呼唤更多青年学者的加入”十分重要，学问是否兴旺发达，要看有没有后来人，要通过写出好的论著以及研究本身的魅力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