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地下材料不斷出土和文字學研究成果日益豐富，漢字研究向學界提出更高要求。今後的漢字研究必須站在漢字發展史的高度，堅持漢字系統觀、歷史觀、發展觀，以構件研究為突破口，綜合利用各學科成果，全面理清字際關係，在個案考察和系統研究基礎上，注重文字學理論歸納和規律揭示。《漢字源流》在這些方面反映出新的研究視角，值得重視。
關鍵詞：漢字學；系統觀；歷史觀；字際關係；字族；漢字構件
中華文化的精髓凝聚于國學，國學的基礎在小學，而小學的載體形式是文字。漢字用它特有的系統符號承載音義結合的詞，以線性排列的方式把稍縱即逝的口語記錄下來，並且傳之久遠。作為語言載體的文字符號，把中華民族的發展足跡、精神氣質、品格風尚、愛憎情感、科學技術、心理特徵、思維模式、宗教習俗等等，幾乎無所不包地保存了下來。
要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必須閱讀豐富珍貴的典籍，而閱讀典籍，要從認識漢字開始。識字是有層次的，一般的識字，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而要知其所以然，則需要研究文字。研究也有不同層次，一般說來，今文字的研究雖然也有困難，如異體字、俗別字、同形字、通假字等問題就比較擾人，但是相對說來要容易一些。古文字的研究則要複雜得多，艱難得多，文字釋讀這第一關就就是攔路虎。而要貫通古今，站在漢字發展史的高度研究漢字源流，則更加困難，非大家、非通家、非專家不能涉足,70年代康殷寫過一本《文字源流淺說》，①是探索漢字源流的有益嘗試，曾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這位畫家受文字學理論和文字考釋功力的限制，其文字闡釋，源流梳理，大多主觀臆測，結論可靠性差，其構想是對的，實踐則多謬。2007年,黃德寬主編的《古文字譜系疏證》，②首次系統清理了漢字組群，並著手構建漢字譜系。其材料佔有充分，考證精嚴，立論多可靠，算是一部研究漢字源流的力作。只是限於精力，僅清理了古文字譜系，而不涉今文字，因此只能是源，而未及流。真正意義的漢字源流探索的最新成果當數曾憲通、林志強的《漢字源流》，③研究漢字起源和流變的學問，既有漢字源流的理論闡釋，又有漢字初文、字族等專題梳理，還詳細論述了探索漢字源流的路徑，提出很多有關漢字未來研究的設想，給人以科學理論、研究思路和方法論的指導，反映出漢字研究的新思路、新動向、新視角。本文由漢字源流探索的路徑，聯想到這一領域的研究方法，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思考，供方家教正。
一、關於漢字研究的系統觀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系統符號。單個漢字看似散在的、自由的，但又不是孤立的，原子主義的，而是彼此聯繫的、有機的整體，每個漢字符號都是漢字系統網路的一個眼，都能在這個嚴密的系統中找到它的位置，都能清理出它與其他文字符號的區別與聯繫。從宏觀上就整個漢字符號系統而論，它是有體系的，有發生、發展、變異、行廢的規律。就漢字體系中的個體符號而論，也有創制、演變、行廢的歷程，在整個漢字體系的制約、影響下生成和變化。研究漢字，特別是清理漢字源流，構建漢字史，必須樹立漢字系統觀，這個觀點一再被《漢字源流》的作者所強調，明確指出漢字是一個大系統，這個大系統又是由許多小系統組成的。④考察漢字系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去觀察、去分析、去闡釋，比如有漢字構形系統、漢字孳生系統、漢字演變系統等。
漢字的系統性來源於客觀事物以及反映客觀事物的詞彙的系統性。許慎是我國最早認識到漢字構形具有系統性的文字學家。他第一次對散在的、龐雜紛繁的漢字進行系統類分，是第一個分析、歸納漢字偏旁部首的學者。他的《說文解字》從眾多的漢字中歸納出540個部首，通過據形系聯，把所收9000多個漢字納入不同的部首，若網在綱，如裘絜領，使部首相同，意義相關、相聯的漢字形成彼此聯繫的文字系統，很好地體現了文字系統觀。《漢字源流》發揮這種科學的思想，以類聚理論為指導，以構形系聯為基本手段，以初文和孳生字為考察重點，研究漢字內部結構關係，梳理出具有複雜親緣關係的字族，通過字族把單字符號和漢字體系銜接起來，體現出作者科學的漢字系統觀。
以“人”字族為例：人（左側向）是獨立的字。又經常作偏旁。在上下者作“人”，“企、介、欠”從之；在左旁變形作“亻”，例甚多，不贅；在下部變形作“儿”，“允、兒、兌、見、先、光”從之；倒作“
”，“化”從之；加橫作“壬”，“廷、挺”從之；右側向作“匕”，“牝、匙”從之；變“卜”，“臥、咎”從之。兩形相重，“比（親密）”、“從（跟隨）”、“北”（相背，後作“背”）；三形相重，众（众立），“衆、聚、臮、藂”從之。尸，屈膝蹲踞，“居、屋、屏、層、屢”從之。卩，人跪跽之形，“卿”從之。女，兩手交胸跪跽之形；加兩點特徵性符號作“母”，兩點連接作“毋”，加頭飾作“每”；身，大肚之人，懷孕；長，長髮扶杖長者；尾，象人臀部拖著尾巴，奴隸形象，“屈、屬、尿、隸”從之；鬼，從人，象鬼頭，“畏”字從之。立，正面人站地上；並，二人並列；大，正面站立，伸展四肢，大人之義，引申為凡大之稱，“夾、乘、夷、爽、夸”等從之。“大”倒轉、變形構成新字，如屰，倒逆之義，加形作“逆”；夭，人走路，頭傾側，兩臂擺動，“走、奔”從之；夨，頭傾側不正，“吳”從之；“交”，人兩腿相交，“郊、較、蛟、絞”等從之；
，又作“尣”，曲其一腿，“尫、尷、尬”從之；天，人額；夫，頭上插簪，束髮加冠，丈夫也，“
（伴）”字從之，“輦”字又從“
”；“央”，“大”上方表示區域；“亦”，“大”加指事符號，後作“腋”；“無”，人兩手飾物以跳舞，後作“舞”。變形作“
”，“及、負、危、色”從之。不僅如此，由初文“人”生成與“人”有關的一群初文如“比、從、北、大”等，又分別在各初文的基礎上產生新字，新字又作構件，二次構字，甚至三次構字，如人變形作“大”，加橫作“夫”，加不同形符，作“趺、扶、麩、膚”等，不斷孳乳繁衍，結果構成一個字族。該字族所有的字都含有“人”的義素，文字系統與詞義系統具有或親或疏、若隱若現的關係。
二、研究漢字要堅持歷史觀
中華民族是沒有斷層的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民族，這個民族創造的文化屬於沒有間斷的連續性類型的文化，記錄中華民族輝煌歷史文化的文字載體，屬於連續性文字類型。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距今約5000年的埃及聖書字、巴比倫楔形文字，是燦爛文明的象徵，可惜這些文字早已被淘汰，成為死去的古老文字。唯有漢字源最遠，流最長。成系統的甲骨文距今已有至少3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源頭則大約可以推到5000—6000年前傳說中的大禹時代。自甲骨文以來，儘管漢字體態、字形結構一直在發生變化，但是其基本格局、基本特徵、基本性質卻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直至今天仍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
面對漢字這一龐雜的歷史堆積物，要進行科學的梳理和全面的研究，必須樹立歷史的觀念。要像考古學分析地層那樣，清理出漢字生成、發展的歷史層次。這個認識可以分兩個層面來理解：就整個漢字符號系統而言，有它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如漢字的起源，漢字系統的完成，漢字體態的變化，漢字結構的簡化、繁化、聲化、同化、異化、類化、記號化、規範化等，都有鮮明的歷史印記和時代特徵，都有產生、發展、演變的規律。就漢字個體而言，作為漢字系統的一個單元，也有創制、發展、變異的歷史過程。而個體變化始終要受到漢字系統的制約，並對漢字系統具有反作用，影響漢字系統的內部調整和改造。兩個層面相輔而行，互相依賴，彼此支撐，我們就能把單個漢字的演變脈絡和整個漢字系統的發展軌跡從史的角度描述出來。
徐中舒主編《漢字古文字字形表》，⑤以表格的形式彙集不同歷史階段的古文字，意在展示不同形體之間的歷史聯繫與區別，史的觀念是明確的，只是材料不足，古文字字料很有限，又受體例限制，沒有進行理論探討。不過受其啟發，再加上新材料的不斷發現，當前文字學界對漢字構形演變的研究和漢字譜系的建立已經逐漸形成研究的熱點。《漢字源流》在這兩方面都有精彩的表現。其構形演變研究體現在第四章對漢字偏旁的分析和第五章特殊結構分析。既有構形的共時描寫，又有歷史演變的具體分析，如考察隸變的偏旁變異、混同對漢字偏旁的影響、⑥現代漢字形近偏旁各字的歷史來源分析，⑦還有構形理論的深入探索和構形規律的揭示。而漢字譜系研究則體現在第三章漢字初文的清理和第六章漢字源流例析。個案的考釋相當深入，梳理十分細緻。而所有這些都是在史的關照下進行的。應該說其研究真正做到了站在學科前沿觀察和思考問題。
以研究偏旁“手”為例：手，小篆作
，象手之形，五指俱全，“拳、掌、擎”從之。變形作“扌”，“持、推、提”從之；作“
”，“舉、奉”從之；“失、拜、看、承”本從“手”，已變形作“
、
、
”。又，作
，象右手之形， “叔、取、受”從之，再又之“又”，則是文字假借；變形作“
”，“聿、筆、書、畫、尹、事、妻、秉、兼”從之；變形作“乂”，與芟夷之“乂”同形，“史、丈、父”從之；變形作“
”，“祭”字從之。左，作
，“有、厷”從之。爪，作
，“抓、爬”從之；醜，作
，象扭結之形，“扭、紐、鈕”從之；寸，作
，“寺、寽、封、尃”從之；攴，象手持棍棒，“寇、敲”從之，省變作“攵”，“攻、敗、救”從之，但異體多混用，如“散”又作“
”，更，作
，從攴，丙聲，構件黏合，已不可拆分；
作
，象手臂之形，加“又”以顯義，作
，後又加“月（肉）”作“肱”。
兩形相重，友，作
。廾，作
，象雙手之形，隸變作“廾”，“弄、戒、弈”從之，變形作“大”，“奐、奠、泰、奉”從之，變形作“
”，“共、具、兵、興”從之，變形作“
”，“丞、承”從之。
如果沒有歷史的觀點，要理清這些文字的來龍去脈、彼此關係，無疑是很困難的。經過作者的源流追蹤，全面梳理，文字的系統和演變脈絡就渙然冰釋了。
三、特別強調字詞關係
研究漢字必須強調字詞關係，這是文字的功能決定的。從本質上說，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系統符號，其功能是記錄詞的，字形與它記錄的詞的音義之間有系統的對應關係，形音體系的漢字尤其重視字形示意，字詞之間聯繫緊密。研究文字不能只顧及字形，而不關注字形所記錄的詞。漢字構形學、形義學、字樣學不是彼此隔絕的壁壘，而是應該互相溝通，彼此借鑒，綜合利用各分支學科的理論和成果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才可能把漢字系統，漢字源流演變，漢字性質、特徵和字用功能研究深透，對疑難字的考釋也才可能更加準確、科學。《漢字源流》在研究漢字初文時，認為“初文或字原一般都是記錄漢語的基本詞彙的，所以我們要結合漢語基本詞彙來研究初文”。⑧在分析現代漢字形近偏旁之後，作者總結對形近偏旁要真正做到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應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要注重溯源，利用古文字材料分析其最初的形態和所表現的涵義；二要注意探流，把它們放在文字演變的過程中進行考察，看它們發生了哪些變化，什麼因素使它們變得形體相近不易區別；三要注意形音義之間的聯繫，有哪些形體上比較接近的偏旁，通過形義關係或形音關係，往往可以區別開來”。⑨
《漢字源流》重視字詞關係，集中表現在第六章“漢字源流釋例”和第七章“漢字源流研究的拓展”。其源流研究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字形發展線索，是漢字源流研究最核心和最重要的系列，盡可能依靠現存古今文字資料，立體、形象、全面地展現一個個漢字演變的脈絡。二是字義發展線索，借助字形分析和文獻語言用例共同證明，弄清字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三是字音線索，掌握古今音變，便於因聲以求義，梳理字際關係，解決文字假借、聲符表音、同源分化、字組字族等字形與音義複雜而有序的各種關係。為此作者提出梳理漢字源流的選字原則：一是字的形、音、義三方面必須全面貫通，二是古今形體的系列必須大體完備，尤其是先秦古文字和秦漢篆隸文字是必備元素。⑩可見其研究思路貫穿了歷史的、形音義系統的科學語言觀，並把這種思想具體落實到釋例的注音、排譜、說解中，從字形譜系入手，聯係詞的音義，揭示形體流變、詞義引申、語音轉變的各種現象及其軌跡，在文字的具體考釋中，更多所創獲，如“風”字⑪、“墉”字⑫、“耤與作”⑬、“貂與繇”⑭、“虡與業”等字詞的解釋和考辨，⑮能發前人所未發，從多角度考證文字形音義，縱橫捭闔，證據充分，精義迭出。
字族系聯的思想不僅能揭示個體漢字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影響，而且可以把詞彙的擴散和文字的孳乳結合起來，考察其互動關係，可以把伴隨詞彙衍生同文字創制的思維聯想和心理類推結合起來，揭示字族符號與同族詞、同源詞的複雜關係，達到文字同語言結合的更高水準。不僅如此，還可以借助語言文字的研究，窺探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徵、思維范式和心理潛質，達到語言與文化結合的新境界。
四、以偏旁構件作為研究漢字演變的突破口
就文字形體結構類型而論，漢字屬於組合型文字，是由零部件按照一定的規則組裝起來的。在結構上具有層次性和層級的有序性。其底層構形單位是筆劃，由筆劃組成構件（《漢字源流》稱偏旁），再由構件或構件組合構成整字。當然，具體構字時，各層級允許有空缺、重迭和交叉。由於筆劃是構成漢字的原子，數量非常有限，難以統率數以萬計的漢字；漢字個體又數量繁多，字際關係十分複雜，形體構造異常紛繁，試圖以一個個整字為單位去清理漢字系統也是非常困難的，甚至不可能的。而構件是漢字的基本構形單位，是漢字構形系統的核心，而數量又相對有限。從形義關係的角度考察，用各種帶有音義信息的符號組裝起來的漢字，其理據表現於構件與字音、字義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又是有序的，成系統的，有規律的。從文字形體歷時變化的角度考察，漢字的演變集中體現於偏旁構件的變化。構件不僅是漢字組裝的核心要素，還是字音、字義的最小載體，相當數量的構件本身就是形音義兼備的成字構件，獨立運用時，是一個漢字，組構的時候是一個構件，根據形義對應的原則，會以各種方式將其原有的音、義信息帶進新字，成為新字形體的一部分。漢字構形的這種特徵在保持漢字的性質，揭示漢字的演變，分析漢字的構字理據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意義，顯現出它的特殊認識價值和研究價值。因此，研究構件是研究漢字構形、漢字演變、漢字學、漢字史的重要任務。
構件的研究內容主要應包括構件的層級拆分，構件的數量統計，構件的構字頻率調查，構件主形的選擇與確立，構件之間的形源關係，構件變異與混同，構件的組裝，構件和字音、字義的關係等。如果不是專門的漢字構形研究，並不要求構件的所有問題都要討論，可以根據研究目標的不同確定研究的重點。《漢字源流》從古今漢字偏旁演變的角度切入，重要研究三個問題：其一，偏旁的演進和流變。討論漢字偏旁涉及的相關概念，將組成合體字的所有部件統稱偏旁，與構件、部件、字元的概念相當，認為“絕大多數漢字是依層次組合的，不同層次上的偏旁部件或字元，其功能也是不一樣的”⑯如“驟”可以切分成三個層次。回溯了古今漢字偏旁數量的變化以及對偏旁部首的認識過程。其二，隸變對漢字偏旁的影響。以古文字到今文字過渡的隸變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討論隸變造成的偏旁變異和混同對漢字的巨大影響，抓住了漢字古今交替的要害。其三，從現實需要出發，討論漢字形體在簡化、聲化、規範化進程中發生的變動、調整和重組，具體辨析現代漢字形近偏旁，以避免誤解和無用。這種古今貫通，點面相間，重點突出，理論探索與應用指導相結合，條分縷析的研究思路是很值得借鑒的。
五、各學科成果與出土文獻新材料綜合利用
語言史和文化史如車之兩輪，是沿著平行的線路前進的。語言的發展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繫，隨著社會的演進而變化，記錄語言的文字也不例外。特別是形音性質的漢字，與民族歷史、風俗習慣、文化心理、科學技術等密切聯繫。研究文字必須綜合利用各學科知識。 “漢字既是中華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漢字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猶如人體的皮膚與血肉的關係，是互為表裡且互相滲透的”⑰比如討論漢字的起源，作者就利用了一下學科成果來論述：一是文獻學的探索。根據《周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荀子·解蔽》“倉頡作書”，認為漢字是由集體創作到專業整理的過程。二是民俗學的探索，作者利用歷史上沒有文字的多各民族關於實物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的材料，證明漢字表形、表音、表義三個方面的造字原則，早在先民實物記事過程中就初露端倪。三是考古學的探索。利用考古發現的大量遠古時期的陶片刻劃、彩陶符號、巖畫，認為這些刻畫記號、象形符號、圖形族徽等古老符號就是漢字的祖先。四是語言學的探索。認為漢字符號從間接表詞到直接表詞，從象形表詞到以音表詞，從象形、表音到形兼聲表詞，漢字造字法留下了漢字發展的軌跡。作者使用這些材料、理論和研究成果，證明漢字起源於奴隸制國家開始建立的夏代，距今已有5000—6000年的歷史，屬於華夏民族的自源文字，批評了外來文字說。
鑒於漢字起源的實證不足，造字法與表詞的關係，書寫符號記錄有聲語言的過程，從漢字起源到系統成熟的甲骨文字之間的過渡狀況，發展序列等至今還缺乏有力的證據，因此成為研究漢字起源的難題。目前學界還處於摸索階段，還沒有完全找到科學破解的鑰匙。不過，作者提議，可以利用符號學、心理學、比較文字學理論和成果，用多元思維去解開漢字起源的神秘面紗。雖然這只是作者的一種設想，距離實證可能還有相當長的距離，研究的路徑頁還缺乏具體的舉證，當是這種有益的學術前沿思考，反映出作者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勇於探索的創新精神。
同時，出土文獻也是研究漢字最主要的依據。根據載體存在形式不同，可以把文獻分成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傳世文獻多雕版印刷，漢字進行了最有效的規整，但是版刻使文字形態基本喪失，再加上屢經翻刻，文字結構、字形面貌多被改動，其文字已經無法準確反映特定歷史階段漢字的實際情況。要想利用傳世材料描述某個時期漢字的面貌、特徵，揭示漢字的演變歷程，建立漢字史，那是很困難的，甚至不可能的。要研究各時期漢字的實際面貌和演變規律，出土材料如甲金、簡帛、碑刻、寫卷、抄卷是最可信任、最具實證價值的。例如繁體“斷”變成簡體“断”字，一般認為來源於草書楷化。但如果利用出土材料，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它實際上是重複構件符號連續替代，並不斷規整演變的結果。我們可以利用出土的兩晉南北朝碑誌來證明。《李挺墓誌》中有表的構意符號原來由四個“幺”重疊使用，文字太繁複，於是下面的兩個“幺”分別由兩個簡單符號替代。《元侔墓誌》、《元倪墓誌》、《元勰妃李媛華墓誌》、《元延明妃馮氏墓誌》都是典型例字。然後再沖下完上類推，又分別用簡單符號替換上面的兩個“幺”，《元湛墓誌》、《道寶碑記》、《關勝碑》是其典型字例。四個“幺”變成了四個四個簡單符號，四點之間左右沒有隔開，既不便於書寫 時位置的擺放，又有失於漢字結構內部的平衡，結字亦顯得不緊湊，有損於文字的結構美，於是有添上一豎，造出“断”字。《元引墓誌》、《司馬悅墓誌》是其典型字例。字形的變化，使原來表意的文字，成為不表意的記號，當是該字的基本輪廓還是保留了下來。
《漢字源流》特別強調出土文獻對於漢字研究的重要性。認為“溯源工作必須盡可能追溯到該字的原始形態，越古越好，越遠越具說服力。所以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就顯得特別可貴，而篆隸材料則是闡明古文字如何演變為今文字的重要橋樑，在梳理漢字古今演變的過程中，往往起著銜接和轉換的關鍵作用”⑱在討論篆隸文字時，作者進一步強調“篆隸是秦代簡牘和西漢前期的竹簡和帛書發現後帶給讓人們的新認識”，⑲新材料帶來新學問，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在討論省聲時指出“隨著地下出土材料的不斷湧現，過去認為不可理解的某些‘省聲’字，現在看來確是可信的”，如“家”的“豭”省聲，“漢”的“難”省聲，“产”的“彥”省聲，都是有力的證明。⑳
《漢字源流》在探源溯流的全過程中，充分利用了大批出土新材料，而傳世材料只是作為出土材料的參考或補充，因此其研究的真實性、科學性能得到了充分保障。
六、注意理論歸納和規律揭示
建立在材料基礎上的理論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具體材料的考釋、描寫是目，理論歸納、抽象是綱，綱舉才能目張。對文字個案的精湛考證，字族的示範梳理是《漢字源流》的一大特色，能發前人所未發，創獲甚豐。同時也很注意漢字演變軌跡的理論分析和漢字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
在探討漢字行廢原因時,作者指出：宏觀上看，時代演進，語言發展，材質變化，字體革新是漢字行廢變化的主要因素；漢字的繁化與簡化、音化與意化、分化與同化、變異與規範，也是漢字行廢的原因。微觀上看，形聲字較表意字易流行，形義關係清晰的字較形義關係模糊的字易流行，字形簡單的字較複雜的字易流行，區別度高的字較區別度低的字易流行，適應社會需求的字較古舊過時的字易流行，社會約定俗成的作用大於構形理據的力量。㉑這些歸納為掌握漢字演變規律，瞭解社會用字心理，促進漢字健康發展，為漢字改革提供了歷史依據。
隸變改變了先秦象形符號表意的文字特徵，把古文字的象形符號徹底改變成抽象化程度極高的線條符號，奠定了現代漢字的基礎，而完成古今文字過渡的是秦漢之交的篆隸文字。《漢字源流》特別強調研究篆隸的重要性，是很有學術眼光的。通過深入研究，作者歸納出隸變的四大特徵：一是把篆文隨體詰詘的線條改變成平正方直的筆劃；二是合併、簡化反復的筆劃和構件，使漢字結構更加簡單，書寫更加方便；三是改變篆文的偏旁位置，使結構方式成為漢字的區別特徵；四是解散篆文的某些結體，經過變形、省略、歸併、黏合，偏旁重組，重新確立漢字結構方式。㉒其理論歸納準確而簡潔，很有指導意義。
作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漢字源流》還特別注意漢字源流研究方法論的探討，指出要把傳統六書原理作為理論武器，要學會析字和拼字，要著重學好獨體字，要熟悉孳乳能力強的偏旁部件及其流變，要探索字族等，所有這些都是作者在潛心研究文字的過程中提煉出來的理論思考和經驗之談，不僅對一般大學生有益，對漢字研究工作者也是很有幫助的。
學習《漢字源流》也有一些不同的認識，在這裡談出來向作者討教。一是關於字族和詞族問題。從系統論的高度清理漢字在歷史進程中的的孳生繁衍，把散在的單個漢字系聯在大大小小的字族中，以呈現漢字的系統性，描寫其衍生路徑，揭示內部規律，又形音義結合，全方位討論文字衍生和詞彙同源分化之間的關係，是本書的一大亮點。但是文字畢竟不是語言的要素，字族是文字符號的聚合。文字的衍生與詞的分化有時是同步的，字族相同，詞源也相同，但有時又是不同步的，字族同，詞源不一定相同。比如“子”字族“巳、
、厶、子、
、呆、孚”有字源關係，以此為初文，巳，孳生出“包、胞”；，孳生出“台、胎”；厶，孳生出“以、似”；子，孳生出“孕、字”；
，孳生出“
、毓”；呆，孳生出“保、抱”；孚，孳生出“俘、乳”，它們存在字源關係也沒有問題。但是認為“巳、包、胞、
、台、胎、厶、以、似、子、孕、字、
、生、毓、呆、保、抱、孚、俘、乳”都有同源詞關係，㉓就不一定可靠了。二是書中研究漢字結構，使用“偏旁”這個術語，所指實際上是構字部件或構字符號，似乎使用“字符”，或者使用“構件”更加明晰，可以避免攪擾和不必要的解釋說明。三是有的文字現象還可以斟酌，如認為《史記》中的“蚤”通“早”是古人寫別字，是本有其字的通假。㉔其實司馬遷時代可能“早”字還沒有產生,自然也就無所謂寫別字。
（本文發表於《西南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參考文獻
①康殷.文字源流淺說[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79.
②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③曾憲通，林志強.漢字源流[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⑱⑲⑳㉑㉒㉓㉔曾憲通，林志強.漢字源流[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8，94—107，108—114，49，114，145，160—162，181—182，211，212，213，88，145，45，126，232，95，226，38.
⑤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⑰曾憲通.漢字源流·前言[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簡介
毛远明教授，1949年1月生于四川简阳，1982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到阿坝师专中文系工作。1987年结业于西南师范学院汉语史助教进修班，1997年调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工作。曾任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为中国语言学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中国训诂学会会员，重庆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毛远明教授主要致力于碑刻文献整理、古籍整理、古汉语词汇和碑刻异体字研究，在汉魏六朝碑刻整理和碑刻异体字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主持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曾获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二次，重庆市社会科学一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并在相关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