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碑誌文字校讀札記_何山.pdf

摘  要：俗字繁蕪是古代石刻等寫本文獻的突出特點，一字多形、多字同用爲其典型表現。衆多俗變形體造成漢字字際、字詞關係錯綜複雜，容易引起正俗字和字詞對應的人爲誤判。科學考釋宋遼金石刻誤釋誤辨的訛俗字，既能爲漢字字用研究和碑刻文獻整理提供鮮活的實證材料，又能充實近代漢字及漢語漢字史等相關研究的具體內容。

關鍵詞：宋遼金石刻；俗字；例釋；近代漢字；漢字史

古字今用、文字假借、字形俗寫變異都是古代碑誌等寫本文獻的常見現象，又以後者最爲突出。一字多形、多字同用乃俗字繁蕪的典型表現，從側面反映出特定時期文獻用字面貌和漢字使用規律。衆多俗變形體導致字際、字詞關係錯綜複雜，容易引起正俗字及字詞對應的人爲誤判。石刻文獻有的用字現象特別是其中的訛俗字，如果不經過深入、細緻地考查，就難以回歸其正確的內部對應關係。一些疑難俗字甚至會成爲碑刻文獻釋讀、整理和研究的障礙。宋遼金碑刻仍有較多俗字，古今學者已進行系列考辨，並取得顯著成績。由於該時期部分碑別字俗變方式不合通常之例，訛變字形較罕見，難以準確辨識，有關釋文和文字編對這些字的認識亦無定論，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研考。今擇取已有著述誤釋誤辨的九則宋遼金石刻訛俗字，對照拓本字形，充分利用已有碑別字書和碑誌釋文成果，進行科學考釋，試圖得出新的、更爲可靠的結論，以期爲漢字字用研究和碑刻文獻整理提供鮮活的實證材料，爲充實近代漢字及漢語漢字史等相關研究的具體內容盡綿薄之力。爲方便檢核，每條材料酌引碑誌原文，並在其後標明出處，再進行詳細考證。

一、北宋端拱元年(988)《祖仲宣墓誌》：“次子宰哥，未年而亡。”¹

拓本“”《全宋文》²卷一三二、《宋代傳狀碑誌集成》³卷一九〇均錄作“乩”。“乩”爲“卟”的俗字。《說文·卜部》：“卟，卜以問疑也。”段玉裁注：“《左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問疑，故從口。俗作乩。”《集韻·齊韻》：“卟，或作乩。”“卟（乩）”意爲占卜，即通過占卜問吉凶，與誌文所表墓主次子宰哥英年早亡的含義迥別。因此，“乩”與被釋字雖字形相近，但詞義與原文不諧，《全宋文》等“乩”字之釋不可靠。

先分析“”之構形。其左邊爲“召”之俗寫，《干祿字書·去聲》：“召，上俗，中、下正。”“召”作“”已成俗變通例，碑誌等寫本文獻經見，此不贅舉。其右邊爲構件“匕”。故待考字可轉寫作“”。《龍龕手鑒》收有“”字，其《乙部》云：“，徒聊反。”“”、“”當爲一字之俗體。《漢語大字典》（下簡稱《大字典》）、《中華字海》等工具書也收列“”字，均直接轉引《龍龕手鑒》的內容，無釋義，亦無書證。“”、“”又爲何字，尚需進一步考查。

誌文“年”應表年齡義，而“”音“徒聊反”，即音“tiáo”，與表幼童義的“齠”讀音相同，因而“”或爲“齠”之俗字。文獻中“齠”“齔”常連用，受兩者構形影響，書刻者遂取兩字之右半，組合成新的俗字“”⁴，或異寫作“”，或省筆作“”，讀音、意思與“齠”同。這樣的構字方式早有出現。《說文·辛部》：“，籀文辭从司。”換一種思路，因辭、詞均可表“文辭”義，如碑誌銘文常以“辭曰”、“詞曰”提示之，故“”或可看作取“辭”之左半、“詞”之右半而組合成的新俗字，唐代墓誌即有用例。唐天寶元年《慕容相及妻唐氏墓誌》：“將永訣於泉扉，遽托於墨客。”“”即“”之俗字，通作“辭”。

“年”即齠年，齠齔之年，指幼年、童年。傳世文獻和出土墓誌有大量用例。《陳書·王伯山傳》：“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歧姿於丱日。”南朝齊《劉岱墓誌》：“君齠年岐嶷，弱歲明通。”唐《李紹墓誌》：“行立齠年，業隆冠歲。”墓誌原文“未齠年而亡”謂幼年夭亡。

可見，“（）”“”均同“齠”，字形、文意都相吻合，亦能找到文獻驗證，應爲確釋。該條材料爲考釋“”等字起到橋樑作用，亦爲“齠”字族增補了新成員，《大字典》等可據以補充釋義和例證。

二、遼會同五年(942)《耶律羽之墓誌》：“（羽之） 次兄汙里，前北大王，東丹國大內相。”⁵

誌文“”已有錄文或作“”，如《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下簡稱《內蒙遼代石刻》）、《北部邊疆民族史研究》（下簡稱《北部邊疆》）⁶；或作“”，如《文物》⁷。各家僅以楷書筆畫轉寫原字形，而未明其實際所指。且待考字右上構件不論隸定作“夕”還是“女”，都與誌石原刻有較大出入。

先看拓本“”字的構形。其下部爲構件“正”之草書，左上部爲構件“”，右上部實爲構件“攵”。調查碑誌等寫本文字，“整”之俗體大致符合這些構形特徵。如唐《仙宮銘》之，唐《王玄裕墓誌》之，五代後梁《蕭符墓誌》之，三例“整”的俗變字形均與“”類似。

“”是否確爲“整”字，還需進一步驗證。誌文該字爲人名用字，所指對象屬遼宗室成員，故可從史書尋找考查線索。據史傳，誌主耶律羽之次兄名“耶律覿烈”。《遼史》卷七五《列傳》第五：“耶律覿烈，字兀里軫，六院部蒲古只夷離堇之後。父偶思，亦爲夷離堇。”“兀里軫”亦寫作“汙里軫”。對照誌文和史乘記載，墓誌言羽之次兄字“汙里”，與《遼史》“兀里軫”對音，兩名號應指同一人，實爲同音異譯，則“軫”與“”音同或音近。由此可斷，“”就是“整”的俗字。《遼史》云：“神冊三年，曷魯薨，命覿烈爲迭剌部夷離堇，屬以南方事。”誌文記汙里整曾任“北大王”，當即史傳謂覿烈所任之“迭剌部夷離堇”。《北部邊疆》⁸據史書和墓誌記載斷言：“東丹國設有政堂省及其大內相是應當肯定的。”而《遼史》本傳失載汙里整曾任“東丹國大內相”一職。

三、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張秉墓誌》：“封圻悉遂於寧，士庶略無於搔動。”⁹遼統和十五年(997)《韓德威墓誌》：“疆場寧，寇讎畏服。”¹⁰

誌銘“”《宋代墓誌輯釋》¹¹釋作“居”，《洛陽古代官吏事約》¹²釋作“匠”；“”《內蒙遼代石刻》¹³釋作“庭”，《遼代石刻文續編》¹⁴（下簡稱《遼文續編》）釋作“庢”，《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彙輯》¹⁵（下簡稱《碑刻彙輯》）按原字摹錄。從語境和字形看，兩個待考字當爲一字之俗體，但各家釋讀不一，所釋之字於文意難通，恐皆非。

辨識“”“”二字，關鍵在右下構件。遍查古代石刻等寫本字形，我們發現宋遼碑刻文字構件“氐”有作此形者。北宋《石熙載墓誌》“邸”作；遼《孟初墓誌》有：“賜其子寶謙內供奉班候。”又有：“子寶謙，內供奉班候。”其中“”“”均爲“祗”之俗體。三字形中，“氐”的變體與“”“”之構件“”如出一轍，則“”“”應爲“底”的俗字。底寧，安寧、安靜。如晉‧潘嶽《秋興賦（并序）》：“夙興晏寢，匪遑底寧。”

先分析“疆埸底寧”。“疆”後之字拓片作“”，按照寫本文獻“易”“昜”相混之例，該字既可爲“埸”字，也可爲“場”字¹⁶。但據白居易《奉敕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戎夷懾服，漢兵無西擊之勞；疆埸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¹⁷《韓德威墓誌》撰文者或引白氏“疆埸底寧”之語而用典，故本文據此錄“”作“埸”。《内蒙遼代石刻》、《白居易集》（唐·白居易著，顧學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第三冊第1003頁）、四部叢刊本《白氏長慶集》均误作“場”。《張秉墓誌》“封圻悉遂於底寧”一句強調封圻底寧，與“疆埸底寧”意思相同，均形容邊境沒有戰事，天下太平，於墓誌文意甚暢。

古代碑誌文字構件“氐”俗寫作“互”“彑”及其變體已成通例。如：邸，隋《寧贙墓碑》作，隋《邸仕詢造像記》作；砥，隋《劉琬華墓誌》作；低，北齊《魯思明等造像記》作“仾”，隋《張盛墓誌》作。宋代以前罕見“氐”變異作“”的字例，北魏《元廣墓誌》“砥”作，唐《興寺碑》“底”作，其訛變構件“氐”與“”近似而有所不同。故“”“”“”“”等乃“底”“邸”“祗”等字新的俗變形體，反映了宋代以後構件“氐”形體俗變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徵，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明《關侯廟碑》：“檢討周如、區大相、林堯俞。”“”即“砥”，其部件“氐”延續了宋以來的俗寫形式。

四、遼統和二十六年（1008）《耶律元寧墓誌》：“以其族系北大王府，始壯歲，於府下。屬南夏作梗，皇朝出師。”¹⁸

拓本“”《碑刻匯輯》（284頁）、《遼文續編》（43頁）、《內蒙遼代石刻》（201頁）均摹錄原字形。該誌銘下文有云：“自於北府，至官於中省，向四十年，歷八九任。”其“”字各書亦摹寫之。碑刻文獻整理者常按原樣轉錄一些疑難字形，如能做到準確真實，可提供字形原貌，於文字研究有一定作用，但文字釋讀問題仍未解決，因爲辨認摹寫文字，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旦疑難字辨認錯誤，則直接影響文獻整理效果，如《內蒙遼代石刻》就將前引誌文斷句爲“以其族系北大王府，始壯歲，於府下屬。南夏作梗，皇朝出師”，著者大概因不明待考字而點破文句。如果摹寫失真，改變了文字原樣，則容易以訛傳訛，嚴重的還會誤導文獻使用者。因此，碑刻文獻整理應儘量考辨出訛俗字所對應的通行正字，這樣於文史等相關研究都會有好處。

上述兩字形“”實爲“隸”之俗字，誌文表隸屬義。辨識該字關鍵在左上構件，難點亦在此。碑刻“隸（隸）”左邊多變異作“上”與“天”或“夫”的組合體，右邊常作“”“籴”等。如北魏《侯掌墓誌》之，北魏《于纂墓誌》之，唐《郭壽墓誌》之。“”中的構件“止”，應通過增繁俗寫構件“上”而生成。可見，把握文字變異規律和字形變異通例，是準確釋讀碑刻俗字的門徑，也是正確辨析字際關係的基礎。

五、北宋重和元年（1118）《韓純彥夫人孫氏墓誌》：“我作銘詩，慰其後。”¹⁹

銘文“”與“最”的俗體極爲相近。後者如唐《苑玄亮墓誌》作，南宋《呂願忠六洞詩》作，明《金剛般若經碑》作。但“後最”不詞，意思費解，與碑誌文辭例亦不相合，故該字並非“最”字。《安陽韓琦家族墓地》（下簡稱《墓地》）將“”錄作“”，下部構件“”被轉寫爲“”，有失原貌，而釋錄者未予說明，不知何因。不過，因“”與“晜”形近，《墓地》（100頁）之釋爲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依碑銘常見辭例，被釋字應爲“昆”。後昆，指後嗣、子孫，碑誌文經見。如：西晉《郛休碑》：“爰勒金石，永昭後昆。”隋《李君妻王沙彌墓誌》：“乃鐫盛德，貽諸後昆。”武周《甘元柬墓誌》：“垂代業於後昆，永芳塵而無易。”“昆”或作“晜”。《廣韻·魂韻》：“晜，同昆。”只因誌石文字構件“弟”草寫，加之刊字者不明書者意圖而訛刻，於是“晜”訛變作“”。

類似訛誤字形，碑誌原刻不在少數。每種訛刻形體僅偶爾出現，字書一般無載，給碑文釋讀、整理設置了障礙。辨識這類字形需緊密結合其所在語境義、碑誌文例和刊刻狀況進行綜合考查，方能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碑刻文獻整理也應特別留意其中的誤刻文字，有兩種較爲穩妥的處理辦法：其一，徑改石刻銘文的誤刻字，然後加注詳細說明，最好闡明判斷原文錯誤的理由。這樣便於不同領域學者利用碑誌材料從事跨學科研究，同時又能提高碑刻文獻整理的科學性。其二，嚴格按石刻字形原樣移錄銘文，以保持文獻原貌，然後加注分析原刻錯誤，指出正確的文字。經過這樣處理，使用者可借助注釋判斷正誤得失，從而科學有效利用石刻材料。

此條考釋意在說明，碑誌這種原發性“文字偶誤”現象客觀存在，文獻釋讀要注意科學考辨，文字研究要注意區別對待。

六、金大定二十年（1180）《大昊天寺妙行大師行狀碑》：“又□□□擇名馬萬匹入進，所得回賜，歸寺門。²⁰

碑拓“”《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下簡稱《精粹》）（287頁）、中華書局本《全遼文》卷十、《全遼金文》²¹、《北京佛教史地考》（下簡稱《史地考》）²²、《遼代石刻文編》²³、《中國婦女通史·遼金西夏卷》²⁴、《新編續補歷代高僧傳》²⁵、《北京歷史文化遺產集論》（下簡稱《遺產集論》）²⁶等均錄作“示”，還有一些轉錄或注引此碑銘的著述亦同。

依行狀碑前後文敘述，入進名馬上萬，然後將所得回賜“示歸寺門”，表意含混，邏輯不清，表明“”作“示”非爲正解。再調查石刻“示”字主要俗變形體：東漢《趙君墓碑》作，北魏《王翊墓誌》作，東魏《杜文雍等十四人造像記》作，未見右下作兩點的字形。由此可知，“”非“示”字。

其實，“”乃“亦”的俗字。書刻者常改變“亦”上下構件寫法，上部“亠”或變異作“”，下部或變成一豎筆、三點畫，於是整字變異作“”，見北魏《李蕤墓誌》；有時將“亦”下部異寫成一豎鉤、三點畫，整字即變作待考字“”。東魏《元融妃盧貴蘭墓誌》：“既有行，來儀朱邸。”原刻“”與“”構形相同，應是“亦”之俗字無疑，而《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²⁷、《磁州北朝文化》²⁸錄文均作“示”，疑皆因形近而誤。北魏《于神恩墓誌》：“即從清廟，轉朱輦。”“”也應爲“亦”，《新見北朝墓誌集釋》²⁹誤作“示”。

通過多方面例證，上述考釋大致揭示出寫本文獻“示”“亦”兩字俗變的基本通例，即字形右下作兩點畫的應是“亦”字，而非“示”字。此乃區分“示”“亦”之俗體的關鍵特徵。寫卷P.2160《摩訶摩耶經》卷上：“在世亦復失好名稱。”甘博003《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五：“得一微火爆我身者，不亦快乎？”³⁰兩“亦”字均作“”，可爲佐證。

七、金大定二十年（1180）《中都大昊天寺妙行大師碑銘並序》：“清涼十願，又過之。”³¹

碑銘刻於《大昊天寺妙行大師行狀碑》碑陰，《全遼金文》（619頁）、《史地考》（42頁）、《遺產集論》（99頁）均附載此篇碑文。拓本“”三書錄文均作“今”，雖文意可通，但字形相差甚遠，不取。諦視被釋字，字形帶有隸古定特徵。考釋該字，需全面調查古文字材料。我們仔細梳理甲、金、小篆、石經古文等發現，“”實爲“師”字，考辨如下。

師，甲骨文作或，金文《盂鼎》作；《傅卣》又加形作，改變線條書寫形式，《石鼓文》作，《說文》小篆作；左邊構件位移，《三體石經·僖公》作。關於“”到“”之形變，商承祚先生曾有過精闢論述，其《<說文>中之古文考》云：“師，甲骨文作，金文同。金文又作，篆文同。石經之古文作，乃將移上橫寫。”所論完全符合古文字形的演變序列。《說文·帀部》：“，古文師。”“”乃“”之訛變字形。“”隸書作“”，楷書作“”。《玉篇·巾部》：“，古文師字。”碑拓“”爲“師”字無疑，碑銘“清涼十願，師又過之”亦文從字順。

八、金大定二十年（1180）《中都大昊天寺妙行大師碑銘並序》：“定慧等學，經論俱通。妄交徹，理事圓融。以如幻力，建大梵宮。”³²

碑拓“”可轉寫作“”。已有著錄成果釋讀該字存在如下問題：缺釋，如《史地考》（43頁）、《遺產集論》（99頁）；摹錄，如《全遼金文》（620頁）摹作“”；誤釋，如《精粹》（288頁）錄作“直”，易克中《妙行大師碑銘注釋》33釋作“非”。

此謂“”乃“真”的隸古定字，只是其下部構件帶有隸書風格。真，《說文》古文作，《說文·部》：“，古文真。”唐《碧落碑》作，傳抄古文還有“”“”“”“”等變體34，其上部均爲構件“”，即古文“（殄）”之變35，上述《全遼金文》轉寫作“止”，轉寫失真。“真妄交徹”爲佛教用語，見於唐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真妄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36《妙行大師碑銘》當引此語典。“真”爲重要的佛教觀念，與“妄”相對。因此，考釋“”字有助於相關宗教詞語和碑刻文獻的解讀。

九、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姚安禮妻陳氏墓誌》：“曰宏，嘗再預薦送，友之士也。”³⁷

拓本“”《新中國出土墓誌》（重慶卷）釋作“學”。調查字書及寫本文字，我們未發現“學”上部變作“䒑”的字例。除字形懸殊外，“學友”於文意亦不通，故該字定非“學”字。

今謂“”爲“孝”字。孝，從老省，從子。隋《牛諒墓誌》：“內崇道。”“”爲“孝”的隸古定字。隸書“孝”常作東漢《白石神君碑》之、隋《蕭瑾墓誌》之等。“孝”之構件“耂”或變異作“”。如唐《楊孝恭碑》“孝”作。“”則在融合“”“”等字寫法的基礎上，將上部橫、撇兩畫連筆書寫，形成新的構形特點，故不易辨識。此墓誌前文云：“逮還，母泣以別。論者以爲純孝所召，有以導前日之行也。”“孝”作，其寫法可與“”比勘。

從文意上看，“學友”指同學，與誌文表意不符。“孝友”意爲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詩·小雅·六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毛傳：“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我國自漢代始有舉孝廉的選官用人方式。因陳氏之子姚宏爲“孝友之士”，故“嘗再預薦送”。該詞墓誌文習見。如東漢《張遷碑》：“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爲行。”唐《于君妻韋耶書墓誌》：“孝友溫恭，言容淑令。”北宋《楊繹墓誌》：“而孝友之德，出於天性。”可見，釋“”爲“孝”，文從字順，可爲定論。

注释：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遼金元石刻異體字研究及新見字字形譜”（批准編號：15BYY115）、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隋唐五代石刻新見字形整理及字譜編纂”（批准編號：1709）、中央高校重大培育項目（SWU1709214）階段性研究成果。

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2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冊第43頁。

3 曾棗莊：《宋代傳狀碑誌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96頁。

4 如此說能成立，則字形“”實際上帶有“齠”、“齔”二字的表義特徵。

5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頁。

6 孟廣耀：《北部邊疆民族史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頁。

7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1期。

8 孟廣耀：《北部邊疆民族史研究》，第63頁。

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743頁。

10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第117頁。

11 郭茂育、劉繼保：《宋代墓誌輯釋》，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3頁。

12 楊作龍：《洛陽古代官吏事約》，朝華出版社，2007年，第21頁。

13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第21頁。

14 向南、李宇峰：《遼代石刻文續編》，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頁。

15 劉鳳翥、唐彩蘭、青格勒：《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彙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0頁。

16 参看曾良《“盼望”、“疆場”俗變探討》一文有詳細探討，《中國語文》2008年第2期。

17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文渊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四。

18 劉鳳翥、唐彩蘭、青格勒：《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彙輯》，第10頁。

19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韓琦家族墓地》，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00頁。

20 王綿厚、王海萍：《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19頁。

21 閻鳳梧：《全遼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6頁。

22 包世軒：《北京佛教史地考》，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40頁。

23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86頁。

24 方建新：《中國婦女通史•遼金西夏卷》，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88頁。

25 趙超：《新編續補歷代高僧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10頁。

26 包世軒：《北京歷史文化遺產集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97頁。

27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1頁。

28 孔令德：《磁州北朝文化》，磁州文化叢書編委會，1998年，第557頁。

29 王連龍：《新見北朝墓誌集釋》，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第60頁。

30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95頁。

31 王綿厚、王海萍：《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第220頁。

32 王綿厚、王海萍：《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第220頁。

33 易克中：《妙行大师碑铭注释》，政協北京市石景山區委員會編：《石景山文史》第十輯，2004年。

34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線裝書局，2006年，第808頁。

35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灣藝文印書館，2014年，第643頁。

36（唐）釋澄觀撰，于德隆點校：《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上冊），線裝書局，2015年，第1頁。

37 中國文物研究所：《新中國出土墓誌•重慶》，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18頁。

（何山，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重慶北碚   400715）

（本文原載：《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輯）

作者简介：

何山，男，汉族，四川仪陇人。西南大学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2004—2010年，师从毛远明教授学习碑刻文献，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10年7月进入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出版专著《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辽金元石刻异体字研究及新见字字形谱》、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辽金元墓志纂注》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50余篇。

研究方向：文字训诂、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何山，男，汉族，四川仪陇人。西南大学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2004—2010年，师从毛远明教授学习碑刻文献，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10年7月进入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出版专著《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辽金元石刻异体字研究及新见字字形谱》、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辽金元墓志纂注》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50余篇。

研究方向：文字训诂、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