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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班 |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0.3）

编者按：“安大简《诗经》读书班”微信群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建立的学术微信群，发起人为孟蓬生、王化平，旨在研讨安大简《诗经》的相关问题，推动跨学科学术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该群为纯粹的学术研讨群，崇尚实学，绝去浮言，提倡争鸣，鼓励创新。微信群建立以来，得到了学界同行的响应和支持，在群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今起本所网站和公众号将陆续推出读书班讨论纪要，以飨读者，敬请大家关注。

10月3日的討論主要涉及文字學與音韻學兩方面。文字學方面主要討論了 “家”“寺”“差”等字的釋讀。音韻學方面討論到了“諧聲”“音例”和“音理”以及“音變”等問題。

一、文字學

（一）關於“宜其室家”的“家”字

該字原作（簡11）：

譚樊馬克指出这个“家”多一个“爪”，商金文有同样字形，並認爲家父乙甗的“”“有了安大簡這句，過去我搖擺不定是不是‘家’，現在可以初步確認了”。胡平生指出从“爪”的“家”字楚簡多見，“似無異議”。 

（二）關於“寺子于歸”的“寺”

該字原作（簡11）：

王弘治首先提出：“‘之子’做‘寺子’，而不用‘桃之夭夭’既有的‘之’字形，這種換用，楚簡常見麼？是在表示‘寺’與‘之’有用詞上的區別麼？”趙彤認爲“如果還是表示‘之’，寫作‘寺’還是有些奇怪”。

寜鎮疆指出：“‘寺’作指示代詞，就像書類文獻中（傳世及清華簡中多見）‘允若時’之‘時’，‘時’字从‘寺’，理解爲‘若是’。”並對簡帛網有人提出的“時”“是”分別表示遠指和近指的觀點進行了討論，寧先生認爲“此條近指與遠指的區分實無必要，古人很多時候沒考慮那麼細的”。趙彤又認爲“寺”或可讀爲“持”，“寺”即“持”之初文。王弘治認爲此說有理：“做邪母讀不容易解釋跟‘之’章母的諧聲關係，做‘持’更准确。”歐佳對此讀表示疑惑，認爲句義上不好理解。孟蓬生指出“我們應該學會適應‘之’寫作‘寺’”。王弘治則表示如此則“音韻有點寬，尤其是一章之內”，孟蓬生則認爲“如果按後代語音看，是有點寬的，在一章之內，這個可以作爲正反兩方面的證據”。寧鎮疆提出“出土文獻就是用來顛覆常識的”，並據何尊“自之乂民”《尚書》中相當位置的“之”作“時”之例，認爲這“已經很說明問題了”。譚樊馬克表示“之”作“寺”可能是爲了避重複。沈培指出：“安大簡‘之子’作‘寺子’，可以幫助我們確定上古漢語指示代詞‘時’的語法性質，這是新材料的作用。雖然這是一個小問題，但也可以說解決了漢語語法史上一直混淆不清的問題，讓我們知道了‘時’和‘是’的區別，以後不必再說‘時’通‘是’這樣的話了。這個觀點我在‘簡帛論壇’中已經提出過（記錄者按：沈培簡帛網名‘不求甚解’）。現在看來，還是有必要專門爲此寫一篇文章。”最後，趙彤說：“如果‘寺’就如《毛詩》讀爲‘之’，寫作‘寺’比較奇怪。前面的發言主要是從這個思路引出來的。看了上面各位的發言，認爲還是讀爲作代詞的‘時’好。同篇‘寺’‘之’同現，應該是有區別的，至少依照目前我們對古音的瞭解，聲母是一濁一清，至於用法的區別，期待沈老師的大作解惑。”不過，孟蓬生則表示：“在相同位置使用不同的字形，是不是反映它們之間有差別呢？所以我對昨天（記錄者按：指10月3日）的‘之子’和‘寺子’用法有差別的觀點表示懷疑。”（記錄者按：此爲孟蓬生10月4日上午8點發表的意見，因所論內容與3日主題有關，故將其併入。）

（三）關於《關雎》“晶差”的“差”字

“”字原作（簡1）： 

針對22日討論中杜鋒提出的觀點（記錄者按：見《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9.22-25）》，“語言與文獻”公眾號，2019年10月3日），劉釗說：“不同意杜鋒的說法。从尸从少的形體像人拉屎形，像屎形的點既象形，又是聲符。小、少一字，這才是沙的初文，即像沙粒形。徙本來也从小聲。”隨後杜鋒發表意見更正了先前的說法：“簡1中讀爲‘差’的字有‘少’形，‘沙土’之‘沙’在楚文字中可能寫作‘’，‘’應源於‘’，‘少’形當然是‘沙’的象形初文。”

二、音韻學

（一）諧聲問題

王弘治在討論“寺”與“之”的關係時認爲：“‘寺’作邪母讀不容易解釋跟‘之’章母的諧聲關係，做‘持’（記錄者按：王先生贊同趙彤提出的‘寺’是‘持’初文的意見）更準確。”對此孟蓬生認爲：“諧聲儘管‘不嚴格’，在研究上古音時，還是比《廣韻》更有參考價值，至少不輸給《廣韻》。”孟先生並對趙彤此前提出的關於古代語音材料的使用和選擇的問題作了回應，他說：“在談到聲訓材料的使用時，趙彤兄說：‘聲訓往往在語音上並不嚴格，不宜作爲證明古音的主要證據。’事實上，我們在古音研究中常常聽到‘不嚴格’這樣的說法。如果這樣‘嚴格’地要求，我們研究上古音將無材料可用。比如：研究上古音的兩大材料，第一是韻文（比如《詩經》和《楚辭》），但《詩經》中不乏合韻，尤其是其中的脂微合韻，更是盡人皆知。那麼我們會不會因爲《詩經》中存在‘合韻’的情況，就判定它‘不宜作爲證明古音的主要證據’呢？第二是諧聲系統，我剛才把‘关（朕字聲符）’諧聲情況粗略整理了一下，大家可以發現它跨越了三個韻尾、五個韻部，恐怕不能算‘嚴格’的諧聲。那麼我們會不會因爲諧聲系統中存在跨韻尾或跨韻部的情況，就判定它‘不宜作爲證明古音的主要證據’呢？事實上，正是這些所謂‘不嚴格’的材料，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觀察語音變化的窗口，可以窺測音韻演變的動向。試想，如果侵和東、蒸不能相通的話（－m尾通－ng尾），戰國的冬部就不會獨立。”

圍繞這個問題，學者們又展開了一些討論。趙彤說：“不同類型的材料，反映什麽樣的語音關係，可能有必要討論。比如合韻，如果衹是韻部相近，偶然可以通押，就不適合用來作爲通假的依據。又如聲訓，如果衹是聲、韻甚或衹是其中一項相近，則又不適合拿來作押韻、通假的證據。”孟蓬生對此發問道：“我是想知道，兄是怎麼判定兩個聲訓字的語音差異的呢？根據中古音直接往上推？還有假借的情況也是一樣，兄是怎麼判定兩個通假字的語音差異的呢？根據中古音直接往上推？”趙彤表示：“不同類型的材料，反映什麽樣的語音關係，可能有必要討論。比如合韻，如果衹是韻部相近，偶然可以通押，就不適合用來作爲通假的依據。又如聲訓，如果衹是聲、韻甚或衹是其中一項相近，則又不適合拿來作押韻、通假的證據。”王化平認爲：“安大簡有傳世文獻對照，所以現在整理很多時候會往通假上靠，在我們是一步完成，而傳世本用字卻可能是多步、長期形成，所以會造成一些障礙。”對此，趙彤說：“我的考慮是，通假關係一般是‘一定’的，即通哪個字在作者那兒是一定的，研究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的結果。而聲訓一開始就不是一定的，同一個字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聲訓，甚至同一人也不一定，《釋名》‘天，坦也；顯也’。劉熙自己都沒準主意，本身就說明用來訓釋的字與被釋字的讀音關係是比較鬆散的。”

（二）音例和音理問題

王志平說：“其實音例比音理更重要。理論總有例外，討論具體字例時，是該削足適履地拘泥不合腳的音理，還是該根據新的音例補充原有的音理，不難做出選擇。即以趙兄的趙姓爲例，趙从肖聲，古文字也以肖爲趙，但肖是心母字，趙是澄母字，聲母有舌齒之異。如果嚴格按照中古聲母談諧聲通假，是否肖、趙諧聲通假這樣的例子也不可信了？今本有對照，正說明古人可以這樣讀。我們替古人發明了一套理論，就能規定古人只能這麼讀，不能那麼讀嗎？”蕭旭認爲“音例是事實”。寧鎮疆也認爲“律與例還是要服從例，畢竟現有的‘律’是根據有限的‘例’總結出來的。不能顛倒主次，現在出土文獻的‘例’已經井噴了。”趙彤說：“沒有哪個理論不允許例外，問題是，例外是什麽性質呢？以‘風，放也’爲例，說明什麽？風和放同音？還是什麽別的關係？”對趙彤的提問，孟蓬生表示：“是例外？还是理外呢？想不通肖和趙，就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理論和實踐的矛盾。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音韻學家需要勇氣，要敢於承認自己不能解釋的現象。比如陰聲韻是否有韻尾，音韻學家沒有一致的意見，但沒有人不承認陰入相通。”趙彤說：“承認例外就是承認暫時不能解釋的現象，不輕易下結論。如果承認是例外，就不能放棄現有的規則。如果認爲這些‘例外’蘊含了更大的規則，新的規則應該既能解釋原來的例子，同時也能解釋新的例子。如果說‘豐’通‘荒’成立，就等於打破了清儒以來建立起來的古韻界限，新說是否能全部把舊例解釋清楚呢？如果說這是前上古音，戰國的寫手又是如何知道前上古音的呢？”孟蓬生回應道：“戰國人不必知道自己的讀音是前上古音，就像廣州人不必知道自己的閉口韻比北京話相應字的讀音更接近中古和上古一樣。當我們面對兩個有關係的讀音時我們必須解釋他們的早晚，當你比較北京話來自閉口韻的-n尾和廣州話的-m尾時，你必須有所選擇：哪個更早？”趙彤解釋說：“我想是個共時、共域的問題，不是兩個方言的問題。”隨後，趙彤、孟蓬生又對“豐”和“亡”的相通進行了一些討論。

（三）音變問題

王弘治說：“我們做音變不是必須以中古作為條件，只是需要解釋，何以某一批字會變為中古的類，必須設定變化的條件。王力先生的意思，相同的因，導致相同的果，果不同，因也應該不同。講音理和講通轉，本身不矛盾，只要找出條件就好。講到諧聲，諧聲雖然旁及關係複雜，但有大勢可分，比如今天討論的邪母和章母的關係，邪母與不送氣齒音的關係一般較遠，如以我們自製的諧聲表統計，邪母與端母接觸總次數5次，與知母接觸總次數5次，相比與章母接觸總次數12次也不多，但與心母接觸超過70次，與以母接觸超45次。諧聲當然不盡規律，但統計的大勢可以提供一些參考資訊，少數的諧聲現象可作為例外討論。今天提到的‘小’‘趙’的諧聲關係也是如此，當然例外形成也有原因，這是需要再進一步討論的，比如‘祟’與‘出’的關係，現在已經發現‘祟’的字形並不从‘出’聲。這就是音韻學需要借重古文字學發現的地方。”李福言認爲王說有理，并說“邪與心、以、定等關係密切，邪母的上古音應該有多個來源”。譚樊馬克表示在鄭張尚芳的擬音中已經體現了這一點。

針對王弘治提供的數據，孟蓬生建議考察邪母與牙音接觸的情況，並指出 “牙、与、互”一字分化爲古文字學界的共識，建議王先生吸收古文字研究成果將其合併。孟先生說：“在全面地瞭解諧聲系統之後再來擬音就客觀些，衹看部分資料就擬音難免會跑偏。所以我提倡全息音韻學。漢語有豐富的歷史文獻，歷史考據法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牙、与、互三形爲一字分化就是運用歷史考據法的研究成果。”最後，王弘治總結說：“大家從不同取徑切入問題，百慮一致可期，殊途同歸允能！”

 執筆：何義軍

                                                     審核：王化平

終審：孟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