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唐燾 | 甲骨軍事刻辭精細與融合研究的新成果 ——讀李發專著《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
发布时间: 2020-05-15 11:11:53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甲骨軍事刻辭精細與融合研究的新成果--讀李發專著《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pdf



李發教授《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一書201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他多年從事甲骨軍事刻辭研究的傑出成果。該書近600頁的鴻篇向學界揭示了殷商時期甲骨軍事刻辭的方方面面,體現了軍事刻辭的重要價值,適應了當前甲骨學研究發展的主流要求。我們讀完該書,獲益匪淺。該書給我們最深刻感受和體會就是其“精細”與“融合”,是二者的完美結合。我們認爲該書很好地展示了甲骨軍事刻辭研究向精細化、融合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就此體會我們願與更多的學界朋友分享。


一、該書的“精細”研究 

該書給我們最深刻感受就是其“精細”與“融合”的研究,是二者的完美結合。就其“精細”研究而言,主要體現在語義的精細分類、利用最新甲骨綴合語料、排譜理念與微細斷代思想的介入、“精細”的研究方法四個方面。下面結合具體用例來感受該書中的“精細”研究。


(一)語義精細分類

從1899年至今,甲骨文發現已有近120的歷史。對甲骨文的研究,從1904年孫詒讓出版的第一本甲骨文研究專著《契文舉例》起,已有115年的研究歷史。甲骨文的研究已由最初的混沌摸索階段發展到現在的科學、全面、系統、深入且細緻的階段。到目前爲止,甲骨文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六個方面:第一,著錄整理,包括甲骨綴合、校重;第二,文字考釋;第三,分期斷代,包括分組分類;第四,卜法、文例研究;第五,語言、文字研究;第六,相關學科研究,包括殷商史、殷商曆法、殷商地理、殷商禮制、殷商制度、殷商考古等多學科的研究。甲骨文研究對整個漢語史研究意義重大,“它提供了大量未經竄改的時地準確的新鮮語料,將漢語史研究的時代向前延伸了三百多年,使我們能做到在現有條件下最大限度地追根溯源,可以補充和糾正許多漢語史研究中的成說,也可以揭示一些先秦漢語中已消失的語言現象,給漢語史研究以重要的啓示。”[1]

就甲骨文內容分類研究而言,也由早期的分類粗略狀態逐漸到現在的精細階段,研究更加細緻、深入。孫詒讓《契文舉例》最早按照甲骨字詞的類別進行分類,分爲釋月日、釋貞、釋卜事、釋鬼神、釋人、釋官、釋地、釋禮八個部分。雖然孫氏主要按照字詞的意義分類,研究也以字詞考釋爲主,但這一分類形式確立了甲骨文按內容分類的雛形,對以後甲骨文的分類研究意義重大。其後羅振玉、郭沫若等在編排甲骨著錄書時也按照內容分類形式進行編排,衹是各自的具體分類形式有所不同。

郭沫若《卜辭通纂》就按照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游及雜纂八個方面編排,其中的天象、征伐、畋游到現在爲止都是甲骨分類研究中的幾個大的版塊。其後甲骨內容分類研究更加精細化和深入化,並在分類的基礎上結合了分期斷代的研究成果,確定了分期分類研究。所謂分期分類研究,即在前人分期斷代的基礎上將卜辭按照主題分類進行研究。到目前爲止,甲骨文的分類研究主要涉及軍事、祭祀、田獵、農業、天象、時間、人物、地理等多個方面。《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一書即是甲骨分類研究中軍事研究的一個代表。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軍事是古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甲骨軍事刻辭作爲我國最早的軍事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義。該書即以甲骨刻辭的分期分類爲研究基礎,以甲骨軍事刻辭爲研究對象,全面、深入且細緻地分析武丁至帝辛時期甲骨軍事刻辭中所包含的關於商代戰爭、商代軍事人物、商代軍事組織、商代軍禮四個方面的內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給出了更合理的結論。同時在研究商代軍事具體內容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探索甲骨軍事刻辭中所涉及的語言問題,分別從詞彙、句型及語義三方面進行論述,對軍事動詞、句型及語義有了更好的剖析,有利於更好地理解軍事刻辭的意義與內涵。


(二)利用最新甲骨綴合語料

甲骨文發現已有近120年的歷史,甲骨綴合也有百餘年的歷史。甲骨綴合的這百餘年,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從1917年王國維首次綴合甲骨到1938年是第一階段,1939年曾毅公出版綴合專書到1977年是第二階段,1978年《甲骨文合集》出版,標誌著甲骨綴合進入第三個階段。[2]蔡哲茂《甲骨綴合集》《甲骨綴合續集》《甲骨綴合彙編》、林宏明《醉古集》《契合集》、黃天樹《甲骨拼合集》《甲骨拼合續集》《甲骨拼合三集》《甲骨拼合四集》等甲骨綴合專著的出版,標誌著甲骨綴合已從早期的初級發軔階段發展到現在的深層次、多角度新階段。

新的綴合成果層出不窮,現階段主要形成了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爲基地的甲骨綴合發表網站,更新迅速,綴合成果層出不窮。甲骨綴合爲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促進了甲骨學的發展,開拓了甲骨學研究的新視角,意義重大。

該書善於利用最新甲骨綴合語料。在整理甲骨軍事刻辭材料時,不僅全面整理已公開出版的甲骨著錄,而且窮盡性地整理與軍事刻辭相關的最新甲骨綴合成果,力求使甲骨軍事刻辭的語料更全面、更準確,從而在研究材料的基礎上得出軍事刻辭的相關的準確性、合理性的結論。該書中的各個章節的例證說明中都使用了大量綴合材料,使軍事內容更加完整與豐富。

第二章第二節“商與方方之間的戰爭”師小字類“方來攻商”部分近40片甲骨材料就有《合集》20408+20420、《合集》20436+《合集》20438+《乙編》385等5片綴合材料。又如《拼集》130=《合集》8538+《合集》5240,兩片甲骨各自零碎,經綴合後內容完整,“貞𢀛方其來王自鄉”,黃天樹指出是卜問𢀛方來犯,王是否親自迎戰。該書根據綴合後的材料指出是卜問𢀛方來犯,王是否親自“饗”祭祖宗神靈,祈求授佑。該書給出了自己的新觀點,對以往研究成果有所補充。另外,該書後整理有“所引綴合成果出處表”,共使用綴合材料260組,按《合集》著錄號依次排列,給出綴合出處及書中使用的綴合部分,不僅使讀者一目了然,也方便統一查閱與甲骨軍事刻辭相關綴合材料。

(三)排譜理念、微細斷代思想介入

該書在全面整理商代軍事刻辭材料的基礎上,在研究具體問題時,介入排譜理念與微細斷代思想,使全書條理清晰,邏輯順暢,結論可靠。

該書使用分期分類的排譜理念。就全書,特別是軍事事實相關研究而言,大量使用分期分類的排譜理念。商代軍事戰爭、軍事人物、軍事組織中的相關研究基本上均是按照研究對象在各時期、各組類的具體分佈進行排列,並根據這些排列進一步分析研究,得出結論。就小範圍的具體事件而言,排譜理念也用得淋漓盡致。如該書中討論“帝辛十祀伐夷方”事件時,通過對41版124條卜辭進行整理、繫聯與排譜,歸併成106個具體事件。

美國學者夏含夷提出了“微細斷代法”,他將六十干支分別編號,甲子爲1,乙丑爲2……癸亥爲60。“一月甲子”爲“1/1”,“十月癸亥”爲“10/60”,以此類推。簡單地說“微細斷代法”即是一條卜辭衹要有干支和月份作爲標記,就可以推出該月份所在年的1月1日的參數量(即干支區間),如果兩條或兩條以上卜辭所推出的1月1日所在干支區間相容,就可以說明它們所占事件可能發生在同一年,反之,就不會在同一年。該書爲了更準確地推算某些戰爭具體發生的時間或者某方活動的時間,大量使用“微細斷代法”,更加準確地推算了某些戰爭的發生時間和持續時間,這對了解戰爭本身以及戰爭雙方人物的具體活動時間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該書爲了明確商與𢀛方戰爭的持續時間,通過繫聯“辛未令𢀛方”“𢀛方圍我奠翦四邑”等六組事件,並結合這六組事件的卜辭群體中包含的月份時間與干支時間,再結合“微細斷代法”,得出了六組事件中第一、二、六組事件發生在一年,第三與四、五組事件發生在兩年,第一、二、六組事件與第三、四、五事件之間發生的時間不相交,因此兩者發生的事件不在同一年,最後結合這六組事件整體反映的時間推測出商與𢀛方戰爭時間持續至少三年。而這一推測的結果與干支驗對推斷的商與𢀛方戰爭持續時間吻合,證明了運用“微細斷代法”推測結果的合理性。


(四)“精細”的研究方法

該書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也體現出“精細”研究。書中除了使用一般或傳統的研究方法外,還創建性地使用了一些精細的研究方法,如“干支驗對法”“地名繫聯法”與“文獻對勘法”結合使用,這些方法對於解決具體問題作用重大。所謂“干支驗對”,指將含有月份的干支置於六十甲子表中,假設每月30天,驗對兩個月份的干支之間的相差天數能否分屬兩個月份。書中討論師小字類方來攻商的時間問題,通過排列卜辭,逐一分析干支與月份的對應情況,及各卜辭中干支的對應情況,指出辭例中的干支和月份在二月癸酉與五月壬申之間不能相容,由此表明方來攻商的行爲不可能發生在一年之內,至少跨了兩個年頭。“干支驗對法”常與“微細斷代法”結合使用,二者相互驗證,共同保證書中時間推算的可靠性。

孫詒讓《契文舉例》最早考釋卜辭中所見之地名,其後王國維《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一文中結合後世文獻對勘考釋地名。但衹憑文獻對勘不免出錯,其後郭沫若提出了“地名繫聯法”考釋地名。爲了保證考釋地名的準確性,該書將“地名繫聯法”與“文獻對勘法”二者結合使用。如書中在討論沚地的具體地望時,主要根據卜辭反映的與沚在地理上有密切聯繫的土方、、馬方、或、羌方來推斷。而在確定土方、、𢀛方、馬方、或、羌方的具體地望時又主要結合《春秋》《左傳》《墨子》《史記》《後漢書》等文獻中出現的相關地名來推算。最後得出了沚其東有商,東北有土方,北方有羌方,西方有方,附近有,地望在今山西南部的結論。


二、該書的“融合”研究 

該書不僅注重“精細”研究,也注重“融合”研究。就“融合”研究而言,主要通過系統的觀點、學科的融合研究、宏觀與微觀的互鑒、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二重證據及傳統與理論更新有機融合五個方面來展現。


(一)系統論的觀點

前面簡單論述過近120年甲骨學大致的研究情況。就商代甲骨軍事刻辭而言,前代學者也有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軍事刻辭的整理、商代戰爭、商代軍制、商代軍禮、商代軍事人物以及與商代軍事相關的田獵、方國地理與經濟等方面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軍事活動中的某個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傾向性較強。從系統的角度研究甲骨軍事刻辭的成果較少,彭邦炯、宋鎮豪《早期奴隸社會比較研究》中有《商代軍事制度》一章,論述了商代武裝力量體制、兵種及軍事組織編制、兵農合一的族兵、軍事訓練等問題。[3]但篇幅有限,很多問題未展開。

張永山、羅琨《夏商周軍事史》對甲骨文各時期的重要戰爭進行了論述。[4]但主要側重於戰爭,很多問題也未涉及。其後羅琨《商代戰爭與軍制》一書論述了成湯滅夏的戰爭、商代前期的戰爭、商代後期的戰爭、商代的軍事制度、商代的軍事裝備與國防、商代的軍禮和軍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5]對商代軍事面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但也有很多內容未涉及。總體來說,商代軍事刻辭綜合研究不足,系統性不強。

《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與甲骨軍事相關的內容均納入其中,通過開闊的視野、系統的方法得出了更符合實際的結論。首先窮盡性地收集與整理了甲骨軍事刻辭4423片,對軍事刻辭的材料進行了系統整理。其次內容上也進行了系統整合,不再衹是對商代軍事刻辭進行點或線的描述,而是進行面的整合與研究。該書主要將軍事刻辭分爲了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有關軍事事實的研究,主要從商代戰爭、軍事人物、軍事組織、軍禮四個方面入手,全面、深入且細緻地剖析商代軍事事實反映的方方面面;二是從軍事語言入手,分析與軍事刻辭有關的詞彙、句型及語義三個方面,全面、深入且細緻地剖析商代軍事刻辭語言反映的方方面面。兩方面中又包含各自的小系統,一環一環相互銜接,共同構成軍事事實與軍事語言兩大系統,最後將軍事事實與軍事語言二者結合起來,共同構成了系統完整的商代軍事刻辭的全貌。

 

(二)學科的融合研究

該書內涵豐富,不僅運用了一般文字學的知識,還運用了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等方面的知識,對甲骨文中的軍事資料進行了細膩的考量,得出了一些新穎的意見和具有啟發性的推測。

該書第六至八章主要運用語言學知識探索甲骨軍事刻辭中的語言現象。第六章總結了甲骨刻辭中使用的軍事動詞,並在此基礎上結合語義場理論知識將這些軍事動詞根據不同的類聚現象納入關係義場、同義義場及枝幹義場三個不同的語義場,由此更清楚地了解各軍事動詞之間的語義關。最後運用配價理論,根據這些軍事動詞與名詞性成分的組合情況,分爲一價動詞、二價動詞、三價動詞,並總結甲骨軍事刻辭中大量動詞爲二價動詞。第七章以“望乘伐下危”與“沚伐土方”兩個句型爲例總結了甲骨軍事刻辭中包含的單句句型與複句句型,有利於更好的掌握軍事刻辭及其相關的句型。第八章是從語義角度入手,將軍事刻辭分爲施事、受事、與事、原因、對象、時間、空間七個語義角色,對理解軍事刻辭的語義內涵有重要意義。具體的用例如“呼”與“令”均有命令的含義,但“呼”的含義更廣,除了一般的命令義,還有呼召、報告等意義。但二者均可表示一般的命令,且如果涉及重要的軍事行動,均應有莊重的冊命禮儀。

該書運用了很多歷史學的知識探索甲骨軍事刻辭中包含的歷史事實。甲骨文是商人的刀筆文字,其本身也是一種歷史資料。就歷史學的角度連看,該書最主要的是利用了斷代分析法與歷史事實考辨法。如在研究商與方方的戰爭情況時,將整個商代分爲武丁早期、武丁時期、武丁中期、武丁晚期、武丁至祖庚期、祖庚至祖甲期、廩康至武乙期、廩康至文丁期及乙辛期幾個階段,得出商與方方的戰爭從武丁早期一直持續到商代末期。另外軍事刻辭中反映的商代軍事制度、具體軍事事件、重要軍事人物等均可以結合歷史學的相關知識進行考證。利用歷史學的相關知識對研究軍事刻辭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反過來,軍事刻辭的研究對豐富商代的軍事事實、軍事制度、地理、方國、人物等方面也有著重要的作用,可以從目前知道的歷史源頭溯清中國軍事發展狀況及相關知識。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承載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甲骨軍事刻辭中承載了豐富的軍事文化,軍事禮制尤其突出。軍禮是《周禮》所載的五禮之一,但《儀禮》所載的儀節部分獨缺軍禮。該書從甲骨軍事刻辭入手,提煉了卜辭中反映的商代軍禮——校閱禮與戰爭禮。首先是商代校閱禮是通過田獵活動檢閱、選拔、訓練士兵的儀節,包括“立中”“立事”“蒐田”等儀節,其中“蒐田”儀節比較豐富,涉及“蒐田活動前的告廟禮、遷廟禮、占卜”“蒐田過程中祭天帝山川禮”“蒐田結束後的獻捷禮、饗燕禮”等具體的儀節。其次是商代戰爭禮,包括“祭上帝”“祭土神”“告廟”“命將”“占卜”“祭隨遷之廟主和社主”“凱旋、反主、獻俘、祭祖禮”等儀節。從該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商代軍禮的具體儀節,也可以填補文獻中缺失的商代軍禮文化,對於豐富我國早期的軍事文化十分有益。

綜上,該書涉及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多個學科的知識,各學科相互融合,相互貫通,共同匯入甲骨軍事刻辭研究,擴展了軍事刻辭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三)宏觀與微觀的互鑒

該書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二者互鑒,共同爲甲骨軍事刻辭研究服務。從宏觀層面來看,就研究材料而言,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甲骨數量達15萬片之多[6],該書著眼於目前出版的所有甲骨著錄及綴合成果,從如此巨大的甲骨數量中整理出軍事刻4423片,做到了材料整理的宏觀與全面。

就研究內容而言,該書研究甲骨軍事刻辭從軍事事實與軍事語言兩方面出發,軍事事實涉及商代戰爭、軍事人物、軍事組織、軍禮四個方面,軍事語言涉及詞彙、句型、語義三個方面,系統地研究了軍事刻辭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僅選取其中小的方面,做到了研究內容的宏觀與系統。就研究範圍而言,該書以甲骨軍事刻辭爲研究對象,以甲骨學的相關知識爲本體研究,但是同時涉及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考古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做到了研究範圍的宏觀與全面。就研究方法而言,該書爲了得出更加合理的結論,運用了如材料分析法、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二重證據法、共時與歷時研究法、結構分析法、語義分析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做到了研究方法的宏觀與多樣。

從微觀層面來看,就研究材料而言,該書在眾多甲骨材料中選出的4432片軍事刻辭。同時對這4432片甲骨材料進行仔細分析,不僅僅關注了其中刻寫的內容從而爲再詳細的內容分類作準備,同時也關注甲骨的形態、字體、鑽鑿等各方面內容從而爲進一步的分期分類研究作準。做到精選材料的細緻與精確。

就研究內容而言,該書除了從宏觀的角度關注整個軍事活動,還注意到了其中比較細小的問題,如通過甲骨材料中刻寫的干支時間推測出整個商代軍事活動的主要發生時間,通過一個軍事動詞研究其字形、詞義、相互關係及句子成分等多個方面的內容以期對其有更好的認識。以上種種做到了研究內容的微觀與細緻。就研究範圍而言,該書在把握宏觀層面時也沒有忽略微觀的甲骨學本體的研究。該書的研究對象是甲骨軍事刻辭,限定是甲骨材料,該書始終遵循這一基點,全書表現出對甲骨本體研究的熟悉與關注,而沒有出現有些從歷史角度研究甲骨造成忽視甲骨學本體研究的情況,做到了研究範圍的微觀。就研究方法而言,該書除了運用一些宏觀、系統的研究方法,還使用了“微細斷代法”“干支驗對法”“地名繫聯法”“文獻對勘法”等多種微觀的研究方法,從微細的研究層面出發,分析並解決這些細小問題,做到了研究方法的微觀與細緻。


(四)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二重證據

1925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首次提出“二重證據法”。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獻,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將二者結合起來,相互印證,相互補充,共同考證二種材料之真實性。

甲骨文屬出土文獻,埋藏地下三千餘年,沒有經過時間的流變而改變它本身的內容,真實性強,是研究商王朝的可靠史料。但是因爲時間久遠,釋讀存在問題。傳世古籍屬傳世文獻,由人們手筆相傳,流傳至今,釋讀一般不存在問題。但由於流傳久遠,保留有時代的印記,還原性欠佳,同時保留下來的商周古籍較少。因此研究商代各面將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結合起來,能夠同時保證二者的有效性,保證結論的可靠性。

該書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有機結合,保證了軍事刻辭相關研究內容的可靠性,同時爲傳世文獻所欠缺的商代軍事活動進行了補充。如《左傳》《國語》等古籍中均記有“三軍”之制,甲骨刻辭中也保存有“三𠂤”(《合集》3306)之制,由此可見在商代就存在作戰分三隊的陣法。又如《周禮·夏官·大司馬》明確記載大司馬會在不同時令教習兵士,再以田獵之事檢驗,主要包含建旗聚眾、排兵佈陣、使用兵器、熟悉軍令、田蒐檢驗及獻擒祭祀等禮儀。科學縝密,周到細緻。商代甲骨卜辭中保存有建旗聚眾和訓練檢驗的禮節,分別通過“立中”“立事”與“蒐田”活動反映。甲骨軍事刻辭中的制度或禮節在傳世文獻中能找到印證,可以證明前期釋讀與理解的正確性。傳世文獻中的制度或禮節在出土文獻中得到印證,可以爲其產生溯源。二者相得益彰。


(五)傳統與理論更新有機融合

甲骨軍事刻辭保留了商代語言的原貌,經過對其軍事行爲動詞的研究和分析,以及軍事刻辭句法與語義角色的研究,爲商代語言研究及漢語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材料。

該書在分析軍事刻辭的句型時使用了傳統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主要對甲骨軍事刻辭中的命辭進行了結構分析。首先將這些句子分爲單句句型與複句句型兩種類型,單句句型中又細分爲單動詞句、連謂句、兼語句三種形式,總結單動詞句有V、AV+V、AV+V+O、S+V、S+AV+V等18種句型,連謂句有V1+V2、AV+V1+V2、S+AV+V1+V2、AV+S+AV+V1+V2等17種句型,兼語句有兼語後是簡單謂語形式的兼語句(AV1)+(S)+(AV2)+V1+OS+(AV3)+V2+(O)+(CO)、前置兼語後是簡單謂語形式的兼語句(S)+叀/勿隹+OS+V1+V2+(O)+(CO)、前置兼語後仍爲兼語式的兼語句叀+OS+V1+V2+OS+V3+O、兼語後是雙賓語的兼語句V1+OS+V2+O間+O直、兼語後爲連謂式的兼語句(S)+(AV2)+V1+OS+(AV3)+V2+(O)+(CO)+V3+(O)+(CO)、前置兼語後爲連謂式的兼語句叀+OS+V1+V2+(O)+V3+(O)共36種句型,另有特殊兼語句型。複句句型分爲聯合句型、偏正句型和多層複句,並對多層複雜進行了層次分析,如《合集》6087反:[曰]:庚其㞢異;︱(按斷)吉, |||(因果)受又,‖(並列)其隹壬不吉。第一層爲按斷關係,第二層爲並列關係,第三層爲因果關係,層層分析,將句子分析得透徹曉暢。

該書除了運用了傳統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分析句型外,還運用了配價理論分析軍事動詞。配價理論意在說明一個動詞能支配多少種不同性質的名詞性短語的數量。書中按照原子句(基礎句)的規則,同時壓縮一些軍事刻辭的相關句子,確定了軍事動詞的價數。確定的72個軍事動詞中,一價動詞13個,二價動詞57個,三價動詞2個。甲骨軍事刻辭中軍事動詞爲二價動詞的占絕大多數,表明軍事行爲涉及的戰爭雙方,即動作的施事者與受事者。一價動詞較少,表明動作行爲衹有施事者,且反映在戰爭過程中即是戰爭準備階段或結束階段。三價動詞爲“”“肈”,爲供給類動詞,帶雙賓語。

另外爲了更好地理解卜辭含義與深層次的內涵,該書還引進了語義角色分析,即以動詞爲中心考察與它相聯繫的名詞性成分、介賓短語所表達的意義內涵。書中將軍事刻辭的語義角色分爲七個方面:施事、受事、與事、原因、對象、時間、空間,分別考察。如從動作行爲發生或經歷的時間來看,書中列表反映了所有月份時間相關卜辭涉及的軍事活動,即所有年份中一月至十四月所發生的軍事活動,得出了一年十二個月(閏月包括十三月、十四月)中各月均有軍事活動,但主要發生在兩個時期:一是歲末,即十月至十二月(閏月包括十三月、十四月),這一時間段最多。二是歲中,即五月至七月。通過深入的語義角色分析,得出了更深層次的商代軍事活動活躍的時間範圍。

綜上,李發教授《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一書主要從“精細”與“融合”兩個方面展現了甲骨軍事刻辭的相關內容,內涵豐富、結論可靠。閱讀後能直觀了解甲骨軍事刻辭的方方面面,得到不同的收穫。該書也充分顯示了其扎實的甲骨學、文獻學及語言學功底,顯示了其理論運用上的創新與獨特見識,顯示了其始終站在學術前沿的優良學風與堅持不懈的學術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參考文献:

[1]喻遂生:《甲骨語言的性質及其在漢語史研究中的價值》,《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16頁。

[2]黃天樹:《甲骨拼合集·序》,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第1頁。

[3]胡慶鈞主編:《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66-283頁。

[4]張永山、羅琨:《夏商西周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第1卷,北京: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5]羅琨:《商代戰爭與軍制》,宋鎮豪主編:《商代史》第9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6]關於出土甲骨的數量,各家統計存在差異,或以爲10萬片,或以爲13萬片,或以爲15萬片,15萬片是胡厚宣先生的統計結果。

(注:原文發表于《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9辑)》,推文有刪節。)


書評作者介紹

邓飞,1972年生,四川资中县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殷商时期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教育部学位论文匿名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研院”语言所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子项目2项、教育部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1项、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1项、重庆市和西南大学项目12项。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在《中国语言学报》(香港)、《中国语文》、《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文献》等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多篇。



書籍推介

 

基本信息

書名: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ISBN:9787101130676

定价:72.00元


作者簡介


李发,男,四川省营山县人,文学博士,蚕丝文化研究博士后,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访问学者,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文字及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专著1部,在《历史研究》《考古学报》《文物》《文献》《考古与文物》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2010、2018),部委级科研项目2项(2008、2009),校级课题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