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量词研究
（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专刊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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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张显成、李建平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23807
包装：精装
丛书名：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专刊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页数：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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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显成，男，1953年生，汉族，成都人。1989年考入四川大学汉语史专业，先后师从经本植教授和赵振铎教授攻读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侧重于简帛和中医文献领域的有关研究；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完成和正在从事的各级科研和教改项目多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三项。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奖和教学奖十一项。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二十六部，其中独著十部，主编九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李建平，男，1980年生，山东东营人。副教授，博士，硕导，山东师范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与出土文献研究。先后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敦煌研究》《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简帛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经济史》及《高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及其他项目十余项，参加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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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自然单位量词研究
第三章 借用单位和制度单位量词研究
第四章 动量词研究
第五章 简帛量词的特征及其历时发展研究
第六章 简帛数词及称数法研究
第七章 简帛量词在量词发展史研究上的价值
附录一 从简帛文献及其它民族语言看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及其动因
附录二 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
附录三 《两汉时代的量词》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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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由于传世的先秦两汉魏文献基本上都是书籍，缺乏文书文献，故很难真实反映当时的量词及称数法面貌，而简帛中不光有大量文书，而且有极其丰富的必须使用称数法的簿籍类文献，故本书以简帛为量词及称数法研究的材料，自然可以科学地地反映所在时代量词及称数法的客观面貌，对汉语量词史特别是先秦两汉量词史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从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出土简牍到现在，简牍帛书一直在陆续出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量简牍帛书的问世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极富真实性的语言材料。其中大量的账簿、遣策类文献材料中数量词特别丰富，对汉语量词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先秦两汉魏晋汉语量词断代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本书是首次对已公布的所有近百批战国秦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数量词情况进行全面的穷尽性的系统整理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将简帛置于甲金、碑刻、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视野下，努力发掘简帛所反映的量词及称数法的内在规律。全书共七章和三个附录。
第一章绪论。对已公布的全部简帛文献，按出土地、出土时间，分楚简帛、秦简、两汉简帛和魏晋简四大类，简介其出土情况、成书时代及本书所据材料之版本；回顾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的历史；根据简帛量词的实际使用情况对量词进行界定。
第二至四章为简帛量词研究。对简帛文献中的量词进行全面整理研究。首先是研究自然单位量词，下分个体单位量词和集体单位量词，个体单位量词分19组进行研究，集体单位量词分11组进行研究。然后是研究借用单位和制度单位量词，借用单位量词分6组进行研究，制度单位量词分度量衡单位、面积单位、货币单位3类进行研究。接着是研究动量词，分2组进行研究。最后附“简帛量词呈现总表”，分“简帛物量词呈现总表”和“简帛动量词呈现总表”，通过这两个表，可概览简帛量词的全貌。对量词在简帛文献中的使用情况，逐一进行研究，并贯彻“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中量词的使用情况，尽量对每一个量词的来源、发展作共时和历时的综合分析，努力抽绎出简帛量词发展的特点。并且，在分析每一个量词时，尽量从词法特征、组合能力等语法功能方面进行探究，并注重使用甲骨文、金文量词材料和后时的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材料以及传世文献材料来论其源流。简帛文献所见量词总计186个：其中物量词178个，物量词中自然单位量词94个（这是其语法化程度最高的量词），借用单位量词39个，制度单位量词45个；动量词刚刚萌芽，仅有8个。另有待考量词30个。简帛量词的数量及其使用频率均远远超过了甲骨文、金文，乃至同时代的传世文献。
第五章简帛量词的特征及其历时发展研究。首先从量词本身的语法特征及数量结构的语法特征两个方面对简帛量词的特征进行了考察，然后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简帛量词及其称数法的发展。就简帛量词的语法特征而言，从句法上看，简帛量词组合能力较强，可以同数词、形容词、疑问代词等结合使用，但以同数词结合为主，其他组合方式用例还很罕见；其次，简帛量词在句子中，主要充当定语、状语、主语、谓语等句法成分，作状语、主语和谓语，是量词发展不成熟时候的一种特殊用法。从词法上看，简帛量词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由量词构成的复合词的产生，二是词缀化构词法的初步形成。数量结构同形容词组合时，形容词只能放在数词之后、量词之前；数量结构可同表示估量的副词组合。从简帛数量结构的句法功能看，数词无论是同物量词还是同动量词组成的数量结构，其句法功能在简帛文献中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与魏晋六朝以后汉语相比，显然还未完全成熟。就量词的历时发展来说，同写成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相比，简帛量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后世尤其是同现代汉语量词系统相比较，这一时期的量词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体现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量词系统趋于完善，二是量词数量突飞猛进，三是量词使用频率的增加并逐渐成为一种规范，后者主要表现在量词使用的进一步分工明确、量词语法化进一步发展两个方面。简帛量词系统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动量词在简帛文献中还不多见，语法化程度还很低，与后世相比仍处于萌芽阶段；物量词系统在简帛文献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从物量词的语法化、从量词的使用范围，以及从量词的语法特征和词法特征来看，同后世相比仍然未臻完善。与同时代传世文献量词相比来看，简帛量词系统具有以下特点：数量上简帛文献所见量词多于同时代之传世文献，使用频率上简帛文献量词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同时代传世文献。本章最后分析指出：简帛簿籍类文献中量词的用与不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全部不用量词的，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二是全用量词，这种情况更为罕见；三是在同一簿籍中既有用量词的、也有不用量词的，两汉简帛最为常见，这一情况反映出两汉仍是量词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到魏晋簿籍类文献中，量词的使用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简帛量词发展存在地域差异性，这从量词的数量和使用及称数法上都可得到反映。
第六章简帛数词和称数法研究。对与量词关系密切的数词在简帛中的使用情况进行整理研究，并对数词同量词、名词在句子中配合的各种情况进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数词中整数带零数的情况下，连接成分“又（有）”在楚简中仍多有保留，战国中期以后才逐渐少用，但秦简则未见，说明以前从传世文献数词研究得出的连接成分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少用的观点，当予修正；其二，汉语“数·量·名”结构早在楚简就已经出现，而且其中的量词多为自然单位量词，而秦简用例罕见，汉承秦制，汉简帛中也不多见，说明以前从传世文献得出的“数·量·名”结构在先秦时期其量词只限于借用量词或度量衡量词的结论，也当予修正；其三，量词的使用在汉简帛中已经非常普遍，通过对几十批汉简帛称数法的分类统计发现，汉简帛量词的用与不用平分秋色，而在账簿、遣策类文献中量词的使用在称数法中无疑已经占据绝对优势，这也是以前传世文献量词研究所未发现的。此外，早期汉语称数法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在简帛中有清晰的反映，这也是以前传世文献量词研究所未发现的。以上研究，都修正了以前从传世文献数词和称数法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第七章简帛量词在构建量词发展史上的价值研究。以上几章实际上已论及到了简帛量词在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价值，本章另外着重从“增补量词新成员”、“订补量词释义”、“补缺量词用例”、“提前量词初始例”四个方面论述了简帛量词在构建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价值。简帛文献所见187个量词中，有近40%改写了原来从传世文献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例如：“真”、“立”、“资”等20个量词是我们原来未曾知晓的量词新成员（含新用法）；“大斗”、“小斗”、“布”等10个量词，是应当修正其传统训释的；“笿”、“絜”、“”等5个量词，以前仅仅见于传统辞书记载，而在简帛文献中发现了用例；“艘”、“口”、“骑”、“所”、“裁”、“卷”等36个量词，是目前所见最早用例，提前了其初始用例。
总之，本书研究简帛量词所取得的有价值的结论主要如下：
简帛文献所见量词凡186个，量词的数量及其使用频率均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传世文献。早在两汉时期量词的使用，尤其是在简帛账簿等文献中，已经逐步成为一种规范。
186个简帛量词中，有近40%改写了原来从传世文献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例如：有20个量词是我们原来未曾知晓的新成员（含新用法）；有10个量词，是应当修正其传统训释的；有5个量词，以前仅仅见于辞书，而在简帛文献中发现了用例；有36个量词，是目前所见最早用例，提前了其初始用例。
汉语“数·量·名”结构产生的时代，从简帛文献看早在战国就产生了，楚简用例较多，大大提前了以前从传世文献量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早期汉语数量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在简帛文献中有清楚的反映，这也是以前传世文献量词研究所未发现的。
汉语及汉藏语系量词起源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但一直未取得公认的结论，我们在简帛量词材料的基础上，结合甲金等早期出土文献量词材料，以及传世文献和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的量词材料，跳出汉语圈子，站在世界语言的高度对汉语量词起源进行了考察，得出汉语双音化的发展是汉语量词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
以上均改写了先秦两汉魏晋量词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本书末有三个附录。
附录一：从简帛文献及其它民族语言看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及其动因。汉语及汉藏语系量词起源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但一直未取得公认的结论，我们在简帛量词材料的基础上，结合甲骨文、金文等早期出土文献量词材料，以及传世文献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量词材料，跳出汉语圈子，站在世界语言的高度对汉语量词起源进行了考察，得出汉语双音化的发展是汉语量词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
附录二：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以出土文献为新材料。着重论述在汉语量词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
附录三：《两汉时代的量词》补正。是对在汉语量词史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黄盛璋先生《两汉时代的量词》的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