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的一天，我从郑州坐火车来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重庆站），参加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的研究生面试。

大学毕业打拼了十年，33岁还一事无成的我，只有发愤跨专业考研，做最后一搏。初试过线，拿到了面试机会，心潮如海浪翻滚。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火车站，发现自己竟然记错了发车的时间，我买的卧铺一天前已经出发了。只好又补了一张第二天的硬座赶往重庆。

按照面试通知书告知的路线，我在车站广场坐上了去北碚的公交车。车子在城里走了一段后，感觉是在往偏僻的郊区驶去。尽管老师已经预先告知这趟公交要走“较长时间”，看着窗外越来越少的建筑，我不禁还是有点担心自己是否坐错了车，或者方向反了。再次与司机核对确认之后，才放心坐下来。

汽车走过一处老厂区后，突然一个左拐，一幅高山峡谷的画卷，像舞台换幕布一样，穿过车窗扑面而来：大面积灰色、陡峭的崖壁下，嘉陵江如同一条墨绿色的裙，在微风吹拂下，安静地流淌。公路修在峡谷的半山腰上，紧贴着江水蜿蜒向前。地形逐渐开阔，远方山脚下出现一座小城，城市的背后就是缙云山，它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风。

二十一世纪初的北碚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县城，车站、街道、集市、百货楼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城区临街建筑的外墙可以推测修建的年代，后来重庆市为了市容，由政府出钱统一粉刷成了灰色。我是黄昏时进到学校的，浓密挺拔的樟树林让校园显得神秘、厚重，也许面试前紧张、不确定的心情，更加剧了这种感受。

（老文献所门口（2008-2014）。本文图片均有作者提供）

来之前，我设想的研究所，尤其是研究汉语古文献，应该是在一栋幽静的小楼里，周围种了竹林或者柏树。按照通知里的路线，我在三教二楼的一个角上找到了文献所。老师特意告诉我们，在西南师范大学（下简称“西师”）校内找人打听文献所怎么走，大概率是没几个人知道的。全部考生安排在一间教室等待，这间屋子铺了木地板、墙上挂了一块老式木制的黑板，讲台上放了一把同样年纪的藤椅，学生的桌椅是一体的，厚厚的实木，刷了酱褐色的油漆，如今在民国时代的影视剧里偶尔才能看到这种样式。

（民国风的教室）

面试在旁边一间小点的屋子。我记得进去以后，屋内坐着几位导师，有喻遂生老师、毛远明老师、李海霞老师，其他的先生现在记不清了。先是自我介绍，我对自己非应届、非中文的出身还是很担心的，于是特意强调这些年南来北往，熟练掌握了湘西、长沙、河南和武汉方言，有研究语言的优势。老师们仁慈的表情也让我慢慢轻松起来，问的也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我记得李老师问的是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我后来深深体会到逻辑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因为我是专科学历，一起的还有李发、李明龙，于是，所里又加试了一套综合题，让我们三个到隔壁教室去作答，明龙笑称我们这是“专升本”的考试。那天天气还有点冷，我从北方过来，以为南方应该很暖和了，就只穿了一件白衬衣，坐在教室里冷得有点打颤。喻老师看我穿得单薄，就脱下自己的夹克给我披上。

（喻老师这件夹克穿得时间很久，我们那几届研究生对这件衣服很熟悉。这是1999年与白地大东巴和志本的合影）

那个时间正是非典的早期，全国很多学校都改成电话面试，西师因为招生工作开展较早，所以才能到学校去参加现场面试。所里当天就把面试结果告诉了我们，一共来了19人，只有一位叫韦超的同学没有录取，他第二年也考上了暨南大学。大家都觉得文献所招生非常透明、公正，我更感受到这里的老师还非常体贴学生，尤其是对我们这几个年龄较大的。事后我们慢慢知道，所里这几位先生他们当年的求学之路，也是非常坎坷的。

我与喻老师这次面试是初次见面，之前有过多次电话联系。全国联考之后，等待总分和国家线的过程是很煎熬的。成绩先出来，好像是320分，与我预估的有一二十分的差距，比照上一年340的国家最低面试线，基本算落榜了。我一遍遍仔细回忆自己的答题，突然想起古代汉语一篇标点翻译的大题，我是直接在试题卷上做的标点，没有按照要求把原文抄在答题纸上！我为自己的大意彻夜难眠，思考再三，我电话联系上喻老师，请他能帮我去研究生院查一下试卷，如果是答错地方，希望能酌情给找回点分数。喻老师的声音低沉带有一点沙哑，但是语气敦厚诚恳，他答应帮我去查一查。我后来才知道，查询试卷是一件程序非常繁琐、困难的事情。分数线快出来的前几天，网上已经放出了小道消息，文学三类地区的线是315！大降了25分。我又给喻老师打电话求证，老师说：“无风不起浪。”几天后，正式分数线公布出来了，与网上消息完全一样！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打羽毛球。如今，21年过去了，有一个细节至今仍然清晰，我站在澡堂的淋浴间，任由眼泪这么流着，把花洒的水量开到了最大。

九月入校后，研究生住在杏园。当时杏园一共有A、B、C、D、E五栋，每间宿舍住两人，带独立卫生间和阳台。这个条件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很豪华的。我在杏园C栋一楼。女生住顶上两层，下面三层住男生。旁边A、B两栋是住的博士，那时博士生不多，所以也有部分硕士住在里面。研究生扩招之后，这两栋就只住博士。在E栋旁边加盖了一栋F,再后来又建了一栋博士后公寓，小两室一厅，带厨电和全套家具，我每次经过那里，都要羡慕地往里瞅一瞅。很幸运，硕士毕业后，我挨个把A栋、博士后公寓都住了一个遍。

（2005年的三运还是一片工地）

入学之后，喻老师马上就给我们四个同学确定了选题。《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经过多年整理，2002年刚刚刊布出来，B8全开纸，精装六大册，总价5000元。这套书喻老师第一时间就给所里购回来。文献所在买书这件事情上从来就不吝啬，文献所资料室丰富的藏书是师生学习研究的重要保障。每次回到所里，我都会到资料室转一转，看看又有哪些新的书出来了。

那套《花东》，喻老师借了放在家里看了一段时间，我们入校后，就准备带回所里给我们用。因为我是唯一的男生，约定我第二天早上九点整在学校大门口接他。我平素比较懒散，那天晚到了几分钟，等我走到行政楼前，发现喻老师肩上扛着一个装了六大本《花东》的纸箱，头顶火辣的太阳，正从楼前的台阶往上走。我赶快上去接过来，真的很沉！当时老师也已55岁，跟我现在年龄差不多。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是国内最早对花东甲骨作全面的语言文字研究的。喻老师给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李静做字形，邓统湘做句型，孟琳做词汇，我做词类。前期大家一起扫描、剪切字形，准备做一个甲骨文的字形数据库。因为大家都不熟悉计算机软件技术，正好所里的廖强博士是这方面的高手，于是他专门给我们上了几堂课，讲解如何使用Access数据库来做字库，喻老师也跟着一起听完。

（喻老师带着我们读花东甲骨。学生从左到右：曾小鹏、孟琳、邓统湘、李静）

我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是2003年底在永川举办的重庆市语言学会的年会（第几届记不清了）。文献所师生浩浩荡荡几十人都去了，所里希望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学术的氛围。会上我宣读了一篇甲骨文字形考释的文章，同组的一位重师的教师提出了批评。我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喻老师发言了，他是这样开头的：“曾小鹏是我带的学生，读研以前不是学中文的，入校时间也不长。”然后客观地指出文章的优缺点。那位重师的老师很快就面带微笑，频频点头，我悬着的心才一点点放下来。喻老师就像父亲一样，护犊子但绝不护短。

因为准备考博，研究生三年的寒假我都是在宿舍看书复习，过年也没回家。喻老师知道后，每年都把我叫去他家里吃年夜饭。06年大年三十，所里没回家的还有武晓丽、刘芳池、沈祖春。我们到老师家时，桌上已经摆好菜，其中有师母最拿手的“夹沙肉”。文献所后来有个传统，就是过年把在校的同学安排一起吃年夜饭。

（大年三十在老师家吃年夜饭。刘芳池、武晓丽、师母、喻老师、沈祖春）

文献所四位导师对所里在校的五六十个学生都能叫出名字，可以想见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有时从外面玩耍回来，经过毛远明老师的宿舍，临街那间书房的灯总是亮着，大家心里都自觉有些惭愧。记得在永川开会那次，会后组织去野生动物园，我在百鸟园遇到毛老师，他对我说：“你看，这些鸟多好，既那么美，又能在天空快乐地飞。”李海霞老师也是跟学生打成一片，我们就经常去桃花山她略显简陋的家里聊天。张显成老师是晓丽的导师，张门师生经常爬缙云山、吃农家乐，我这个家属没少跟着去玩。05年暑假重庆气温创新高，40度的高温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缙云山上的竹子都死了一大片，我也严重腹泻躺在宿舍。张老师知道后，和师母一起来到宿舍看望我。黄立凌老师当时是我们的班主任，性格耿直。04年的下半年的一天，她安排几个同学打扫所里的卫生，黄老师看大家辛苦，就代表所里领着我们上街吃火锅，记得有些没参加劳动的同学也跟着去了，吃饭的气氛相当好，大家年轻饭量大，这一顿下来肯定超标了。第二天黄老师拿着发票去找喻老师签字报销，听说喻老师签字的时候说：“以后不敢再让学生劳动了，直接请人来打扫都没得这么贵。”

（李海霞老师教我们永葆童心）

（张显成老师率先成为导师中的“有车一族”）

（爬缙云山）

（在苏文英老师家楼顶花园。邓飞、苏文英、武晓丽、黄立凌）

2006年6月3日，是我们毕业答辩的日子。请来的答辩主席是川大的伍宗文教授。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了一教，所里其他年级的学生都来到现场。三位答辩老师坐在侧前方，场面有点像法庭辩论。几位老师都认真读过我们的论文，对其中的问题批评也是不留情面，我记得伍教授说某个同学时，措辞很严厉，大家心里都有点紧张，但是，最后都通过了答辩。所里安排大家去桂园吃饭，这顿饭我一辈子没忘。

(答辩现场。答辩人：沈祖春。答辩老师：李海霞、伍宗文、喻遂生)

（台下观众。前排右三是张显成教授）

（感谢答辩老师）

作者简介：

曾小鹏，1970年生，湖南湘潭人。分别于2006年6月和2011年6月在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民族语文》《汉语史研究集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国文字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出版专著两部，参编三部；获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各一次；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规划、省社科重点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