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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应 | “比较文字学”术语的早期使用
发布时间: 2020-01-10 11:21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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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去认为“比较文字学”名称最早由林柷敔在1937年提出,但实际上胡适1923年起草《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时就已经提到了“比较文字学”。1928年贺昌群翻译《文字的起源》一文时也使用了这一名称,而林柷敔撰写《比较文字学浅识》时参考了贺昌群的文章。但林柷敔是第一个详细论述“比较文字学”内涵的学者。\

关键词:比较文字学;文字学;胡适

过去认为“比较文字学”名称是由林柷敔在1937年提出。如姚德怀《语文散记》 “中文语词‘比较文字学’探源”条:“抗战期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葛劳德(Edw.Clodd)著、林柷敔译的《比较文字学概论》。译者说‘本书为葛劳德(Edw.Clodd)原著《字母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的译文;为醒目计,书题改成今名。’译者在‘译序’里说,曾著《比较文字学浅识》(刊《东方杂志34卷8号》)一文。”[1]我们过去也采用这一说法,并认为林先生将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译作《比较文字学概论》,又撰写专论文章《比较文字学浅识》,说明他当时已经具有构建比较文字学学科意识。[2]但翻检资料,我们发现这个术语实际更早就有使用。

胡适1923年起草《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提到了“比较文字学”。[3]

该课程纲要分设两科,一科为国文一,即文字学引论;一科为国文二,即中国文学史引论。“国文一”课程分目的和内容两项:

(一)目的:甲、使学生略知中国文字变迁的历史。乙、使学生略具研究中国文字学(Philology)的必要知识。

(二)内容:1.甲骨文字述略。2.金文述略。3.从诗经到楚辞。4.书同文以后的言文分歧。5.六书,辞书与韵书·反切。6.发音学(Phonetics)要旨。7.语音的转变。8。字义的转变。9.文法的演化。10.今日之故文,国语,方言。11.比较文字学(Comparative Philology)。

1922年10月,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召开学制改革专题会议,议定《新学制系统草案》,并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科课程标准。胡适是起草委员会五委员之一,并担任高级中学国语(公共必修课)、特设国文(普通科第一组必修课)、论理学初步(普通科第一组必修课)的纲要起草专家。胡适起草的三种课程纲要与其他课程纲要一起经过课程起草委员会4次会议讨论,最后于1923年6月讨论定稿刊布。

胡先生拟定的《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国文一“文字学引论”,既有传统文字学知识,也有西方的发音学知识,同时还提倡比较文字学的学习。

晚清以来,借鉴西学,融汇中西成为学术新潮流,留学国外的中国学人特别注重汲取西方学术思想,往往喜欢选择中西比较的课题。胡适1910年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资格赴美,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文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解释、建立或重建中国哲学体系,是胡适留学美国时已经确立的自觉。他在1917年用英文写就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导论中明确表示:“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因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能够按照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导的理论和方法,并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人所获得的伟大成果。” [4]归国途中他在轮船上重申:“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5]

胡适1917年博士毕业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和教务长。除了文学、哲学研究外,还非常关注语言文字,曾与文字学家钱玄同时相讨论。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 [6]蔡元培为之作序,也肯定“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7]

1922年,胡适撰文《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介绍研究歌谣“母题”的比较研究法。[8]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发表《发刊宣言》,总结“自从明末到于今”三百年古学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其成绩有三,即“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发现古物”;而缺点也有三,即“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太注重功利而忽略了理解”以及“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针对三百年的成绩和缺点,《发刊宣言》提出现在和将来国学研究的三个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要做好前两条,还必须注意博采参考的资料,进行中外比较。”,批评“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9]他还列举了语言学、制度史、音韵学、哲学史、政治思想史、文学史等方面的众多实例,附带提及宗教、民俗、美术等研究,也须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

从胡适的学术经历来看,他一直都推崇比较的研究方法,故他起草拟定的《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国文一“文字学引论”自然地包含了比较文字学的内容。但因为《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只是提纲,故胡适对于“比较文字学”的内容没有进一步论述。

1928年,贺昌群翻译的《文字的起源》(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一文,也提到了“比较文字学”名称。他在跋语中感慨道:“今日我国治文字学的人,大多只在古书中,穷搜冥索,而且跳不出一部《说文》的范围,对于比较文字学多不留意。试问今日能通晓西藏、印度、缅甸、高丽与蒙古文字的究竟有几人?译者固浅学菲才,无以胜此重任,但他很期望能有三两个这样的人,从一方面去开辟一条新路径,便是他馨香祷祝的了。”[10]这篇译文又收于李中昊1931年编辑的论文集《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11]

1937年,林柷敔先生发表《比较文字学浅识》,开始思考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内容,讨论了各地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分类及举例、中国文字小论、文字的趋势,特别讨论了比较文字学的作用。多处参考了《文字的起源》,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参考的版本为1931年《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版。

其后,《社会科学月报》1937年第1卷第3期发表署名为“达人”的批评性文字《文化病院:比较文字浅识》(按:文化病院将原文章标题误为《比较文字浅识》),文中称“查该文名题为《比较文字浅识》该作者在文内引用的文字共有数十种的多,差不多将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主要文字都罗列引证,足见该作者的‘渊博’,但是以如此‘渊博’的‘方言家’‘比较文字学专家’,竟在《比较文字浅识》内将最普通的文字也弄错了好几处。”本为反讽称作者林柷敔为“比较文字学专家”,但也说明“比较文字学”的名称受到关注。

1940年林柷敔翻译了葛劳德的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中名译名改为《比较文字学概论》),[12]介绍了当时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字体系的基本面貌。

《图书季刊》1941年新3第1-2期“图书介绍”栏目介绍《比较文字学概论》,称“则此书涉论范围颇广,固不仅以欧西字母为限也。译者改称之为《比较文字学概论》,虽较妥帖,但此书之性质材料体例文笔均与《××学》《××概论》等严肃名称不甚符合,不若改为《古文字的故事》。”认为该书“涉论范围颇广”,称为“比较文字学”较为妥贴。

1943年林柷敔撰写了《语言学史》,对该《语言学史》所谓“语言学”取广义的理解,也包括“文字学”。故全书除介绍“通史”“印欧语学史”“非印欧语学史”“比较语言学史”“一般语言学史”外,最末一编为“文字学史”,介绍世界各种文字的研究情况。他在书前序言中特意提到比较研究在国内语言文字研究中的缺失。“比较研究在我国连种子都没有播下,只是荒芜的一片而已;可是在西洋已开出大朵大朵的花来了,而西洋语言学的全部成绩几乎集中在这比较研究上。比较研究有个广大的天地,却不允许空论,唯有垦熟了这块园地,特殊的研究才有活泼的生命,一般的研究才有科学的基础。本书处处以比较研究为重,实在想使我国语言学早日走上这个方向,再逐渐缔成一个黄金时期。” [13]

林柷敔觉得西洋语言文字学的发达,原因就在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故他着意于提倡这种方法的使用。林柷敔在该书第六编《文字学史·引言》中,对西洋文字学做了这样的总结:“文字学在我国向称发达,可惜盘旋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而且发出古董的宿气;因此,不论巨作如林,我国的文字学还没有到他的光明时期。返顾西洋文字学如何?西洋文字学的发展约经四个阶段:(一)搜集的时期,相当语言学史上的中代;(二)发掘的时期,即发掘种种已死的文字系统,或训释,或整理;(三)比较的时期,推溯不同文字的渊源,如说今日欧洲通用的字母源于腓尼基文,而腓尼基文源于埃及圣书字;(四)原理的时期,亦即说把文字学作一般的研究。这告诉我们什么?西洋文字学的活动地盘极广,用的方法合乎科学;所以虽然兴起极迟──只是在十九世纪──西洋文字学已到了规模粗具的一种境地。我们不该卑视他,正相反,我们要跟他学习,从他那里汲取新的养料,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文字学。”[14]林柷敔呼吁应该大力学习西方文字学,扩展研究视野,从过去盘旋于狭小的笼子拓展到比较的研究、一般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姚德怀.语文散记[J].语文建设通讯,2005,82.

[2]邓章应、黄德宽.比较文字学摭谈[C]//邓章应主编.比较文字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1

[3]胡适.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J].河南教育公报, 1923(15、16、17):29-30.

[4]胡适.先秦名学史[M].《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10

[5]胡适.胡适文集: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12.

[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24-225.

[8]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J].努力周报,1922-12-03(2-3).

[9]胡适.发刊宣言[J].国学季刊,1923(1):1-16

[10]Hackh W D Ingo.文字的起源[J].贺昌群,译.民铎杂志,1928(3):1-36.

[11]李中昊.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M].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1.

[12]林柷敔.比较文字学概论[M].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13]林柷敔.语言学史[M].上海:世界书局,1943:3.[14]林柷敔.语言学史[M].上海:世界书局,1943:195.

(本文原载《中国科技术语》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邓章应,男,汉族。1977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西南大学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字学。重庆市第三批学术技术带头人(2019)、第二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08)。

现为中国文字学会理事、重庆市语言学会副会长、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外关系史研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学术团体会员。兼任西南大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届委员、西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分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主任、《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辑刊主编、韩国核心期刊《汉字研究》编委、美国《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编委、《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