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分会场讨论的主题是“词汇语义学与辞书编纂”

本组共有15位学者先后发言。10月26日下午1:50，讨论准时在田家炳教育学部八楼的时习厅召开，孟蓬生老师、祝永新博士、张岱松老师、刘婕博士等先后发言，主持人是张晖博士、杜锋老师。

（讨论现场一）

（左：张晖博士；右：杜锋老师）

孟蓬生：《从〈诗经〉异文看“窈窕”的辞书释义》

《诗经》中“窈窕淑女”之句广为流传，但学术界对“窈窕”一词的解释一直存在争议，前人研究成果中影响较大的为“幽深”之说；近来安大简《诗经》问世，整理者根据“窈窕”之异文“要翟”，提出“窈窕”应为“腰细”之说，又一次在学术界掀起了对“窈窕”意义讨论的热潮。孟蓬生老师根据字形和读音判断该词应该是宵部的联绵词，继而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在宵部的叠韵联绵词里找到以下几个语音极为相近的书写形式：夭绍、要绍、妖娆、要媱等。他认为在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句话中已经出现了两个表示好的字眼（“淑”和“好”），所以“窈窕（茭芍、要翟）”不会是一个抽象的“好”，而应该像其同源词“婀娜”一样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词义。

祝永新：《以〈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书证疏误及其成因——以“小”“口”部书证为例》

祝永新博士讨论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中“小”“口”两部之书证中的脱文、衍文、倒文、讹文、综合性疏误和出处错误等六种错误类型，共计21例，并探析了疏误出现的四个方面的原因，最后又提出了相应的修订建议。

张岱松：《浅谈出土文献语言对辞书编纂的积极意义——以“清华简”为例》

张岱松老师认为出土文献展现出一些传世文献中没有的词汇特点和词汇现象，这些新的特点和现象对编纂大型辞书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他依据“清华简”材料，从未收新词、增补词义和提前例证年代三个方面，结合具体实例，为大家展示了出土文献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编纂的积极意义。

刘婕、张显成：《汉语大字典》简帛例证订误——基于对《大字典》例证全面清理上的论述

刘婕博士汇报了《汉语大字典》简帛例证释读错误158条，例证出处称谓错误47条，例证标点符号错误50条。她将致误原因总结为：简帛释读难度大、编纂者对简帛材料不熟悉、编纂者在使用简帛方面的态度不够严谨、编纂时没有充分利用简帛材料，共四个方面。她认为即将进行的《汉语大字典》第三版修订工作应该全面清理有关错误。

在经过短暂的茶歇之后，下半场讨论开始。有四位学者相继做了精彩发言，主持人是祝永新博士。

张晖：《从蒙学字课到语文辞书——基于〈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文本属性的考察》

张晖博士详细考察了蒙学教材《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后简称《字课图说》）一书的编写背景，分析了以《字课图说》为界的古今“蒙学”识字教材的不同特点，强调了蒙学识字教材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文本特征，认为《字课图说》对后世白话文启蒙识字教材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外，张晖博士还提出《字课图说》的语文辞书属性也相对明显，编纂理念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值得现在的语文辞书借鉴。

周祖亮：《简帛医学词语的辞书价值及词典编纂实践》

周祖亮老师以出土的简帛医书为材料，阐明了简帛医药词语在补充新词、增补词语意义、订正传统训释、提供词语训释源头、弥补词语用例阙如等方面的价值；归纳了他新近出版的专科词典《简帛医药词典》在文字处理、词义训释、词语分类、词序排列等方面的新尝试，对于普通语文辞书的编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杜锋：《“

”新考》

杜锋老师指出武威方牍8甲、乙（即正、反面）均载“治邚（妇）人高（膏）药方，此为一首用于古代女性面部美容的膏药方，其与传世医方书中的“面药”类膏药方具有内在同构性。此方后注中的“

”从角，分声，当读为“豮”；“

”从月（肉），妻声，当读为“胰”。“

（豮）

（胰）”指阉割之后公猪的肾脂，古人用作赋形剂和面部美容。此外，杜老师还提出《广韵·脂韻》中释义为“夹脊肉”的“胰”，其本字当为“胂”；“豮

（胰）”当为“肾脂”，意义有所不同。

詹今慧：《文化阐释视角下的商周金文词典释义模式再探》

来自台湾的詹今慧老师重提第七届汉语辞书高层论坛中发表的《文化阐释视角下的商周金文词典释义模式初探》，与参会人员再探文中的一些问题，强调希望编著一本适用于非专业研究人员的《商周金文词典》，藉之承担语言教育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四位发言人报告之后，与会学者积极参与讨论。孟蓬生老师为杜锋老师补充文例证据，同时回应了杜锋老师的疑问。针对詹今慧老师的论文，孟蓬生老师指出，文化阐释不同于字义考据，前者没有对错，后者必须讲求实证。张岱松老师为张晖博士补充了蒙书资料，指出讲求押韵是一些古今蒙学教材的共同特征。

10月27日上午，先是七位发言人陈述，然后是小组集中讨论，主持人是张惠民老师。

（讨论现场三）

南小民：《〈辞源〉：“吐蕃音转为土伯特”，对否？——论突厥语系里的“吐蕃”音译名称》

西藏大学南小民老师对“吐蕃”一词中“蕃”读为“bō”，并且《辞源》中所谓“吐蕃音转为土伯特”的观点提出了一些看法。他从词语起源和语用演变角度分析，明确“土伯特”乃清初汉臣根据蒙、满语言对西藏称呼所写的音译词。清初“土伯特”与“吐蕃”音义都无联系。辽、元、清诸朝对藏区藏族的称呼既有“吐蕃”、“西蕃”，也有一批突厥语系发音词，如“铁不得”、“土伯特”等。这些汉文音译词与“吐蕃”并无音义传承关系。因此，他认为《辞源》所谓“吐蕃音转为土伯特”的释义缺乏实证，值得商榷。

白璐：《外汉词典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白璐同学尝试探讨如何将外汉词典的编写和语料库技术相结合，从而丰富双语词典的编写形式。她从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的必要性、对外汉语词典编写的现状、语料库与词典学关系和外汉词典的未来与展望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使用语料库辅助词典编纂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李鑫、王东海：《两岸科技名词的音译词用字对比研究》

鲁东大学研究生李鑫同学主要从字形、字种、构词、学科分布和用字多样性六个角度，探讨了两岸科技音译名词的用字概貌。针对两岸科技音译词用字的特点，对台湾地区提出几点建议：建议台湾地区适当统一音译词用字；两岸在音译词用字选取上应基本以汉字优先，用字尽量统一，尽量减少使用借形的翻译方式，建立共用的“科技音译用字表”；及时补充和完善汉字规范，并建议将“磺”字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规范汉字表》内。

陆杰：《论个案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以〈宋会要辑稿〉中的“掠”字为例》

来自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陆杰老师以《宋会要辑稿》作为封闭语料范围，对“掠”字进行详细的考察。他整理出“掠”的五个义项（整理、收拾；强取、窃取；击打和拂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了“掠”字的构词理据，值得语文辞书编纂者参考。

张惠民：《从〈庆阳方言词典〉来看方言辞书编撰中的一些问题》

四川绵阳师范学院的张惠民老师在文章中指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庆阳方言词典》中存在的一些明显不足，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在方言本字的确认上未能区分尖音、团音，致使本字失考；其二，庆阳方言中保存古语词较多，作者未能从先秦古籍中寻找这些词的源流，故释义说服力不够；其三，不明古音，致使方言词语失考；其四，作者在考释一些词语时，将一些具体的词语过度抽象化，似乎违背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由此对方言辞书编撰者提出一些基本要求：既要有较强的辨音能力，还要有音韵学的相关知识等。

王振：《明清四类官修辞书“西番译语”的概况、关系及异同》

明清时期朝廷组织编选了一系列汉语和非汉语的对译辞书，其中有一种记录藏语或川西其他藏缅语的辞书，人们习惯称为“西番译语”。四川师范大学王振老师对现存的甲、乙、丙、丁四类“西番译语”进行比较分析，并介绍了一种新近发现的故宫藏《西番译语》（清朝本），推测应是乾隆年间编写。

刘子楗：《再议“志哀”与“致哀”》

哈尔滨学院的研究生刘子楗同学采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对“志哀”和“致哀”两个意义相近、使用界限不明的词语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古今语料库的考察，认为这两个词的用法有待进一步规范，并对学习型词典编纂及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小组讨论开始后，老师们积极发言，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看法。

祝永新博士认为“蕃”这个字在古代也有“bō”音，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是否可以说古代的时候可能还是有“吐蕃bō”这个音的？“吐蕃”和“土伯特”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南小民老师回答到：自己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专门去研究。“吐蕃”和“土伯特”本身是两套发音体系，它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讨论现场四）

周祖亮老师向白璐同学提问，询问其文中平行语料库是否已经做好？做好之后是有偿使用还是无偿使用？白璐同学答：纸质版词典基本已经成型，但是语料库还在研究建设中。目前语料库只是一个设想，实践还需要一点时间。如果能够成功，那么肯定会向社会开放的。

（讨论现场五）

韩敬体老师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他指出：汉语中其实有很多词从字面上难以理解。比如“救火”，从字面意义看可以理解为让火旺盛起来，但实际上意义正好相反；又如“迎头赶上”，“迎头”是面对面，而“赶上”却是人从后面追赶前面的人，所以“迎头赶上”从字面意义看是矛盾的。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定要注意这些从字面看上去有矛盾的词语，在编纂词典的时候与时俱进，注意适当收录网络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