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分会场论文报告主题为“辞书理论与辞书史”

10月26日下午讨论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由张永伟、刘建梅两位老师主持，先后有四位老师报告论文。

郭小武：《单音相对词平衡性评析——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郭小武老师以部编一年级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分析了“大小”“多少” “男女”“开关”“反正”等相对词，他认为动、名词一旦进入相对词范畴，其摹状化即得到强化，说明范畴化会带来趋同影响。他以《现汉》“主”字为例，分析单音相对词的复杂性，强调了相对词的调研意义。他认为《现汉》对于相对词的处理在一些细节上还有待系统测查、调研和探讨。

刘建梅：《语文类词典中植物词条的释义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

商务印书馆的刘建梅老师针对《现汉》中收录的植物词条，指出语文词典中存在的词条未释义、释义不准确、配套词缺失等问题。刘老师谈到，植物的显著特征缺失造成区别度、辨识度低，如“鹅掌楸”“栾树”；释义中的中文常用俗名和中文学名的释义问题也比较复杂，如“黑枣”、“诸葛菜”。最后，刘老师就词典中收录的植物词条是否要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随着基因技术与植物变化对植物的释义是否要及时跟进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也引发了与会老师们的思考。

于嘉：《从整体性浅谈<现代汉语词典>曲艺类词条的释义》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于嘉老师就《现汉》收录的曲艺类专科词条释义定性的整体性、释义表述的整体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现有曲艺词条在释义的定性上存在不一致甚至错误定性，例如【花鼓】把“花鼓”定性为“一种民间舞蹈”，实际应为曲种，并以多种快板类词条、戏剧词条等做了具体阐释。最后，于嘉老师认为在丰富语料基础上提高甄别纯度，不失为曲艺类词条修订的一条道路。

张洁：《语文辞书中“旧读”的分析与思考——以<新华字典>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张洁老师全面整理了《新华字典》第11版所有“旧读”和相对应的“正常音”，分析了旧读和正常音在《辞源》《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各个版本中的注音情况，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探讨了《新华字典》中旧读音处理的特点、合理性和存在的不足。张老师的研究为《新华字典》的进一步修订提供了参考。

下半场由郭小武、张洁两位老师主持，先后也有四位老师报告论文。

王楠：《语文词典中常用词语的收词立目问题举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王楠老师结合《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A系列中《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对目前几种常见大中型语文词典中“单人”“双人”“周日”“星期天”“星期日”的收词及“男朋友”“男友”“女朋友”“女友”主副条的确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并对相关词典所做收词、释义提出建议。由于汉语词汇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语言的不断发展，王老师的研究对于辞书中常用词释义的完善有重要价值。

林源：《字组与大型历时语文辞书立目研究——以“动物”“你看”为例》

浙江师范大学的林源老师以“动物”“你看”为例，阐释了字组与大型辞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大型历时语文辞书如果能够以字组为立目单位，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字组历时上曾经有过的所有结构类型与意义，可以清晰地展示这一字组的发展脉络，进而推动辞书研究与辞书编纂。

罗婳：《<唐话辞书类集>所收辞书编纂体例研究》

上海杉达学院的罗婳老师对唐话辞书的编纂背景、辞书编纂体例、词目的分类方式进行了研究，指出《唐话辞书类集》所收录的辞书近一半以上都有明确词目分类方式。她还将该书与《明清俗语辞书集成》进行了对比，总结了唐话辞书的释书特点。罗老师认为辞书编纂是一个有机系统，而词目与注释之间互为关联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该系统。

张永伟、俞敬松：《智能辞书的义项动态排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张永伟老师以词条“包装”为例，演示如何将最符合使用者期望的义项或者概率最大的义项优先显示，以此实现辞书智能和辞书动态义项排序。他认为智能辞书应该真正懂得使用者的查询目的并反馈“智能”查询结果，义项动态排序靠自然语言处理的歧义消解技术，有助于改善大众的使用体验。

论文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编纂字词典时的标准与尺度问题展开讨论，在谈及哪些字词该简化、哪些字词该增加时，郭小武老师认为，很多儿化音中的字增加是不必要的，这部分是需要简化的。随后，与会老师们各抒己见，整个会议现场学术交流气氛十分浓厚。

10月27日上午继续进行小组讨论，分为上下两场举行。上半场由郭晓丹老师、贺晟威两位老师主持，先后有四位老师报告论文。

王 琦：《历时考察对辞书编撰的重要作用》

来自语文出版社的王琦老师对“口”作为量词的用法进行了历时考察，分别列出了1946-1949、1949-1966、1966-1976、1978年至今等四个时段“口”作为量词的用法。她指出，在辞书编纂工作中，共时考察的作用不言自明，但历时考察同样能够提供借鉴与帮助，不仅能对辞书进行补充，也能为辞书中已列的用法找到依据，使辞书更加可信。

李聪聪：《满蒙汉多语辞书与清代语言学史的完整性构建——以<清文助语虚字>与<助字辨略>比较为中心》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李聪聪博士以集中反映清代满汉虚字研究的《助字辨略》和《清文助语虚字》两部辞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两者在虚字研究方面的异同，比较了两部辞书所蕴含的语言学思想。

房旭：《“同文之治”——清代满汉蒙合璧词典编纂的语言学思想》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房旭博士从清代满蒙文词典的分析出发，探讨了清代多民族并存格局中语言文字政策的影响，认为清代的政策决定了清代满蒙文词典的启蒙和发展，使之具有语种文种多、形式齐全、版本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等特点，而在多民族政治文化大一统的前提下，采取“合璧”的方式，多种编纂体例并存。她还探讨了“同文”政策下满蒙文词典编纂的语言学思想。

高 玮：《<外向型汉语新词语词典>的释义原则及方法》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高玮老师结合《外向型汉语新词语词典》编纂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对其释义原则、释义方法进行分析，指出释义不是孤立地分析和描写新词语的概念意义，而是在一个框架或构式中，通过静态描述揭示其在使用中的语义特征、分布特征和语用规则等，以触发学习者的认知联想，从而快速有效地掌握。

随后，与会学者主要对两篇报告进行了讨论。对李聪聪博士报告的《满蒙汉多语辞书与清代语言学史的完整性构建》，韩敬体先生认为，做满蒙汉辞书研究，要“搞清时代性”。由于文字狱等政治原因影响，清代语言学家，尤其在乾嘉时代，基本借助先秦小学的汉语虚词研究满语虚词，而实际上“满语虚词更现代一些”。李聪聪博士表示同意。徐祖友先生则向李聪聪博士提问：民族对照语言词典都是课本吗？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如何？李聪聪博士回答说：这些辞书的使用者以满族八旗子弟为主，是他们学习满汉语的材料，用于参加一种当朝所特有的翻译科举。

对高玮老师报告的《外向型汉语新词语词典的释义原则及方法》一文，专家学者们讨论得极为热烈。李志江先生首先为词典的编纂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从现有情况来看，书中收录的校园词较多，偏向年轻化，对反应全社会的汉语新词语词典略显薄弱，建议适量调整比重，为此提出了一些可以参考借鉴的书目，如《新词语》的附录部分、《现代汉语词典》第6及第7版所收录的新词和社会通用造词等，并提出，在编纂释义时也要多参考这些成熟词典。其二，因为做的是“外向型”汉语词典，应当增加对政策、宗教、民族等相关词汇的关注度，把握好尺度。其三，词典中收录了“刚需房”，那么是否也应该收录“刚需”呢，“浓缩为语素义的我们也应当收录，多拓展，给外国人讲讲。同时相关词也要选典型，不能没有，也不要太多。”郭小武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他关注到《现汉词典》对“xx控”这类的词缺乏关注，《新词语词典》的此次修订对“xx控”等新语素是否有收录？高玮老师回答说词典的编写组也关注了这一问题，已经开始考虑收录。郭小武先生指出在释义的时候还应当注意层次性，将不同词义之间的延伸关系表现出来，比如论文中提到的“颜值控”，原来强调“外貌”，释义太窄；修订后改为强调“外观、外貌”，又有些太宽，应将两者结合起来，说明从原义到现有义的引申扩大过程。郭小武先生还提出，词典编纂应当“多举例、准确举例，万一释义不到位，还可以用例句来补充。”高玮老师对此欣然接受，并表示会与编写组认真研究。

下半场的讨论由范文杰、王琦两位老师主持。先后也有四位老师报告论文。

郭晓丹：《关于学生语文工具书学习性的思考——以<小学生笔画部首结构全笔顺字典>为例》

来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郭晓丹老师以《全笔顺字典》为例，具体分析如何在用户细分化、产品数字化、内容精细化、教学适用性上进行探索，同时从板块设计、附录和多媒体运用指出其可改进的地方。她还展示了“3500字动画”，这是一个“搭载数字产品、加强交互式设计、重视移动端和用户年龄发展问题” 的应用程序，并对未来学生语文工具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贺晟威：《试论学生语文工具书的多功能设计》

来自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贺晟威老师分析了学生语文工具书多功能设计的优点和劣势，提出了改进意见。她认为，学生工具用书应当实现功能设计个性化、检索方式优化多样化、结合市场需求优化组合功能、装帧设计要多样化和人性化。

肖姣：《从学生实用角度谈同近反词典的编写》

来自崇文书局的肖姣老师通过同类比较，探讨收词、释义、编排、检索、多功能等设置细节，并以此推论其他“同近反”类辞书的体例设置，以期能更好地编纂辞书，从而真正帮助学生理解运用同义词、反义词，让他们能用更准确而富有变化的语言来表达。

范文杰：《<新华字典>（第十一版）中的几个义项确立问题》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范文杰认为，《新华字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小型汉语字典，简洁明了、科学规范是其义项设立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历次修订中都保留了下来。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义项设置需要在释义系统性、本源性和时代性等方面，与时俱进，优化调整，从而进一步增强实用性。

与会专家们主要对三篇报告进行了讨论：

对郭晓丹老师报告的《关于学生语文工具书学习性的思考 ——以〈小学生笔画部首结构全笔顺字典〉为例》一文，李志江先生提出了两点参考意见：一，对于文中所说“全笔顺”的特点不太赞同，笔划是国家规定的，用于此有些不妥；其二，书名要雅，重点要突出，但同时李志江先生也对当今书名较长这一现象幽默地表示了理解。

对肖姣老师报告的《从学生实用角度谈同近反词典的编写》一文，李志江先生指出，文中体现的资料很细致，值得表扬，但结论略有些不够明确。肖姣老师说，题目确实有些大，所以每一点都只能浅浅地谈。

对范文杰老师报告的《〈新华字典〉（第十一版）中的几个义项确立问题》一文，李志江先指出，我们辞书编纂，词义的检查很重要，一定要查得深、查得远。徐祖友先生也对文章中一些观点提出建议：小型词典若将系统性放在第一位，有些难以实现，许多内容都是收录不全的，例如报告中提及的“建议将我国主要城市简称列入相应词条义项”一事，还是应当按照原先标准，有意地选择性收录某些种类作为主要内容。王楠老师补充说，比较少的还是可以的，例如我国省份简称就可以系统性收入词典。范文杰老师对与会专家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

两位主持人最后对报告做了简要总结，她们表示：本次会议就辞书中的相对词、旧读及一些词典编写中可改进的地方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为辞书的研究和辞书的修订提供了参考，期待今后各位专家学者有更多更好的思想和成果与学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