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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重来 一门不该消失的学科——论陈垣先生创建的史源学.pdf

摘要：史源学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学历史系开创的一门新学科。其特点是重在实践，重在启迪思维、培养人才、训练基本功。是一门将学与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树立严谨学风的学科。此课开设以来，培养了大批文史英才。本文从史源学的特点、内涵、弟子们的亲身感受等，阐明史源学应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在大学历史系教学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关键词：陈垣 史源学 推陈出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开设了一门重在实践，重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以寻考史料来源为主的新学科——史源学。这是陈垣先生“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新设的一门课程”。[1]

陈垣先生之所以开设这门课，是他认为研究、整理历史文献，必须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他常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已。”强调“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2]。为了强调探寻史源的重要性，陈垣先生甚至告诫学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这并非耸人听闻之语。

这门课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自己动手，找资料、查目录，在独立思考、追本穷源中分析、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以提高学生鉴别史料、运用史料的能力，并从中体味史学著作的精蕴，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诚如学者徐梓所言：

“在搜集史料阶段，除了要求完备之外，陈垣所强调一个最高原则，是必须采择第一手材料。为此，他在中国历史教学活动中，首创史源学一课，教育学生通过考察前贤论著中，因为轻信辗转稗贩的材料而致误，总结其教训，警惕著作之轻心，……史源学要教给学生的是，不要停留于现有的结论，而必须通过追寻得出现有结论的原因，找到最基本的生长点即第一手材料上去。”[3]

然而正是因为史源学是一门重在训练学生动手能力的学科，陈垣先生在通过一段教学实践后，深感“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4]。为此，陈垣对这门课定下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他说：“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5]自此以后，陈垣先生就把史源学这门课，根据其特点改称为“史源学实习”。

一、一门重在培养人才的学科

我首先要列出一个名单：白寿彝、邓广铭、郑天挺、柴德赓、启功、蔡尚思、邵循正、周祖谟、齐思和、翁独健、史念海、赵光贤、史树青、陈述、单士元、牟润孙、方国瑜、韩儒林、刘乃和、郭预衡、姚从吾、来新夏、杨殿珣、赵守俨、李瑚等等[6]。看到这一长串名字，相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因为他们都是活跃在20世纪中国文史学界能独当一面的著名学者。其中不少人，是一生都在高校从事中国文史教学与研究的名师大家。他们德高望重、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桃李满天下。

然而谁能想到，这些文史英才，当初都是在陈垣先生指导下才步入文史殿堂，才登上高校讲台的。中国古代教育大家孔子相传有弟子三千，据说其中还出了精通六艺的72贤人。但所谓72贤人究竟是哪些人？至今我们也不很清楚，只知道有名有姓的不过是子路、子夏、子张、子贡、子游、颜回等不多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到底有多大学问，多大成就，至今也知之不详。而陈垣先生却实实在在培养出如此众多、有名有姓、世所公认，有突出成就的文史英杰。这实在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这个奇迹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与陈垣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严谨的治学、教学态度是分不开的，更是和他一生注重实践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体现得最典型的莫过于他首创的史源学这门学科。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门培养了那么多文史英才的学科，自陈垣先生之后，似乎再没有人开设过（牟润孙先生在港、台用史源学之法教过学生，但似乎并未专门开设这门课——笔者）。特别是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文献学，竟也把史源学排除在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已出版的二十余种《中国历史文献学》中，仅有一二部如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初版，2003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增订版）才将《史源学》置入其中，独成一章（此章为笔者所写）。而目前所有开设中国历史专业的高校，似乎也没有一所开过“史源学”这门课。不少史学工作者甚至不知“史源学”是怎么回事。

难道“史源学”真是一门应该消失的学科吗？

二、“史源学”的内涵

“史源学”就是一门专事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陈垣先生认为，研究史著，考证史实，首先应该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判断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正确，叙述是否周密。可以说，史源学是陈垣先生在他长期治史和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20世纪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一大创新。

“史源学实习”课的具体内容和讲授、实习方法是：

（一）选定教材：陈垣先生认为用作“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必须是史学名著。这有二点好处：一是使学生在阅读教材中领会名家大师的学术精蕴；二是可使学生既钦佩名家大师，又不迷信名家大师，特别是学生如果能在寻考史源中发现名家大师在引证史料上的疏漏讹误，则会大大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增强他们研究的自信心，树立正确学风，并体会到即使是名家大师之作，也不可盲目迷信。

陈垣先生所选的主要是清代的史学名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全祖望的《鲒埼亭集》，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这些史著，都是名家大师治史的精心之作，涉及面很广。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故这些名家之作，自然也有疏漏讹误之处，因而正十分适合作“史源学实习”的教材。

（二）寻根溯源：陈垣先生每次上课，都要从这些名著中抽出一二篇来，要求学生将选定的教材“端楷抄之”，即便有的学生有这些书，也必须抄写规定的内容。“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7]。他要求学生从四方面来寻求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8]。

然而寻考史源，并非易事，必须经过尽多搜集证据，查询史料，反复考核鉴别，特别是要结合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传注等有关知识，才能寻其根源，以辨明正误。正如陈垣先生所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9]。

如陈垣先生在一次“史源学实习”课时，要求学生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所引证史料进行认真寻考史源，并得出六点心得体会：“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六、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10]这就是陈垣先生通过寻考赵翼《廿二史札记》史源中得到的深刻认识。

“史源学实习”是一门重在实践，重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重在独立思考的课程。无怪曾受教于陈垣先生“史源学实习”课的著名学者赵守俨说：

“学自然科学的，都要在实验室做实验，那么学历史的，是否也能够做实验呢？这门课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是实验性质，所以不重在讲，而重在练习”。[11]

更有学者认为陈垣先生“早年学医，后来又发表过众多有关医学方面的文章，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他从事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他把史源学课开成‘史源学实习’课，就是将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学习之证。”[12]

三、陈垣弟子对史源学的亲身体会

耐人寻味的是，陈垣先生的弟子们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垣先生在大学为他们开设的史源学课，并交口称赞这门课让他们终生受益。不仅使他们从这门课中掌握探寻史源的基本功，为他们一生树立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为他们日后在文史学界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不少弟子从自己亲身体会中，对这门课的开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誉。

为了说明问题，在这里我不厌其烦地一一举出陈垣弟子们对史源学的评价和感受，以飨读者和研究者：

（一）来新夏

“史源学的创立，尤见陈垣老师的卓识。这是陈垣老师创立的新学科。它一则训练初学者治学要谨严缜密，征引史料要探本寻源，对被忽视的史源要提倡开发。如对《册府元龟》的史源价值便重予评价。陈垣老师还躬身实践，亲自撰写范文，使后学对考求史源，从无本可依到有本可据。二则陈垣老师不满足于已有史料范围而力求扩大史源。他提出为一般学者所忽视的笔记之整理，他开发佛教的应用，而使‘初学习此，不啻得一新园地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13]

（二）刘乃和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他（指陈垣先生——笔者）教课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而且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他曾创设过一门选修课‘史源学实习’，办法是以一种史学名著为底本，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订其讹误，以练习同学的读史能力。鼓励同学自己动手查书、找材料、作文章，每隔一星期作练习一次，课卷他总是仔细批改圈阅，从作业的内容到字句，从作法好坏到材料正误，无不在课卷上详细注明，课卷上有眉批、有总批，俾便同学得以遵循，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同学进步提高很快，而且对读书、查书、考证、写作都发生了兴趣。”[14]

刘乃和先生本人就是“史源学实习”课的受益者，其学术成就和治学之道，都能看到“史源学”对她的影响。她曾在自己的小传中写道：

“做研究生时，指导教师陈垣命写《三国演义史徵》论文，实即作‘史源学’实习工作。演义中，凡史书文献上有记载的，皆寻其本源，核其同异。后乃至历史文献学研究，对目录、版本、校勘有所注意。”[15]

（三）牟润孙

“先师教学生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段材料确不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册府元龟》等书，也不能通过。先师曾多次讲《廿二史札记》，要学生们用正史去核对，结果找出不少引书之误。先师盛赞冯桂芬的《说文段注考证》，认为冯氏能追根寻源，核对原书，找出段玉裁引书无心之误，以及段氏有意的改古书以就已说之谬，认为冯氏之作，大可为考证史源的人作示范之用。……他从不空谈史学方法，只教人追寻史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历史的各种途径和方法。”[16]

牟润孙先生也运用了陈垣先生史源学方法来教授自己的学生，效果颇佳。他说：

“我学了先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我之能窥见涑水史学之堂奥，实在是基于陈先生的启发。我运用先师的方法，在台湾、香港教了若干学生，有些人因而进入史学之门。他们的成就纵有高低不同，甚或他们不提个人治学渊源于励耘书屋，而他们之受援庵先师影响，则是无法涂饰或擦掉的。”[17]

（四）李瑚

“史源学是陈先生首先开创的学科，根寻史源是考证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对前人著作或资料加以审订，必须查出它们的根据，然后才能稽考史事，订正讹误。如陈先生所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为了对学生进行考证方法的训练，特开‘史源学实习’这门课。在他的家书中说：‘关于汝所担任功课，我想《鲒埼亭集》可以开。不管用什么名目，但以此书为一底本，加以研诵及讲授，于教者学者均有裨益’。我已试验两年，课名是‘史源学实习’，即以此书为实习。……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等。如是则可以知谢山（全祖望被学者称为谢山先生——笔者）文组织之方法及美恶。……‘学者（习）时可正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正是指此事。从陈先生讲授这门课和平时的谈话来看，陈先生是非常重视探本寻源的工作的。他把那种随便抄录几条资料，对所研究的问题，并不‘沿流溯源，究其首尾’的作法，叫做‘无本之学’。从这种无本之学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可信的。针对这种情况，陈先生在讲课中常提到他的两句名言，即‘竭泽而渔’和‘打破砂锅问到底’。”[18]

李瑚先生是得到陈垣先生《史源学实习》亲授的学生之一，他回忆陈先生是怎样给他们上这门课的：

“在‘史源学实习’中使用的课本，也曾多次换过，如《二十二史札记》、《鲒埼亭集》和《日知录》等。我学习的那年是用《日知录》。陈先生教课时，一方面讲授考史方法，一方面叫我们写文章练习。他常说：‘我是陪你们读书的。’确实如此。在讲《史源学实习》时，他和我们一样，查《日知录》史源；出题目练习写作时，他也要先考证出结果来。这时他所出的题目有：‘《日知录》考证法’、‘述月来检书之兴趣’、‘《日知录》引唐割属东川六州制考’、‘《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注引辛王叔考’、‘《日知录》九部刺史条唐置采访使原委’、‘《日知录》九封驳条唐故事考’、‘读《日知录》卷十漕程条考’、‘《周书•韦孝宽传》百里种五树解’、‘《日知录》十四像设条注引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像考’等。题目有大有小，文章作得可深可浅。”[19]

李瑚先生从“史源学实习”这门课中体尝到了它的意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

“写这些考证文章，是很有兴趣的事。如在《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顾炎武注中说：‘辛王叔为吏部尚书上言，……书奏不报’。考之史传，并无辛王叔之名。《通考》和《通典》的记载是：‘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惟《通志》作薛王叔。《通鉴》作：‘洛阳令代人薛王叔上书’。《北齐书》与《北史》均有薛王叔传，《北史》作吏部郎中，《北齐书》作吏部尚书。实际上，当时的吏部尚书是崔亮。于是知《日知录》中的辛王叔为薛王叔之误（淑又为王叔之误），吏部尚书为吏部郎中之误（洛阳令亦误）。除了《北史》和《通志》以外，几种书，有的错了姓名，有的错了官职，《日知录》则把姓名和官职都弄错了。如果不是这样寻根追源，怎么能发现这些错误呢？这样就逐渐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20]

（五）赵守俨

“我认为，这门课程除陈垣校长已指出的作用外，还兼有下列效果：①通过史料溯源，顺着前代学者的足迹踏查一遍，可以了解前辈治学所走的道路和运用史料的方法。②逐渐培养学生做研究工作的兴趣。③锻炼思维的逻辑性、条理性，学会怎样写考据文章。任何理论观点都不能不结合历史实际，都脱离不了翔实准确的史料依据。因此，史料的考证毫无疑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21]

（六）赵光贤

“先生教我们读《日知录》，逐条查出处，起初不知用意何在。心想有的出自正史，何必逐条查呢?查出处就是考证法吗？后来慢慢体会出来，查出处正是作考证工作的最起码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训练，就谈不上考证。从《日知录》（用其他的书也可以）里找材料的出处，首先可以接触到平常不易接触到的材料。比如方志，除非是找什么地方的材料，一般是不会去读方志的。方志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只有在查出处时会查到方志。然后才会知道方志有些什么，将来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就会知道去到方志里找材料。古代引用材料或发什么议论，也不能保证必不出错。如果对某书不熟悉，只有查对原书才能发觉其错误。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说：王西庄（王鸣盛字——笔者）好骂人，但他著书往往开口便错。例如《十七史商榷》开卷第一条就有四个错误（后来先生写过一篇批评《十七史商榷》的短文，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一期）。先生曾给本科学生开过‘史源学实习’一课，教同学普遍把《二十二史札记》查对一次，并写出校记，发现错误不少。这两部书为读史的入门书，名气不小，尚有错误，何况其他？当然对同学们不可能要求每读一本书，必须对其中所用材料一一查对原书，但他们应该懂得，书上的东西不是条条都没有错误的，有疑问时就要查书，怕麻烦是不行的。……我感到遗憾的是，像我这样亲受业于先生之门的人，自己下的功夫既不深，没有作出成绩，更未能将薪火传给下一代，真是太愧对先生了！”[22]

（七）史树青

“先生讲授的《史源学实习》，是历史系三、四年级及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周二小时，隔年开课一次。每逢开课，都有很多学生听讲。此课的讲授方法有时是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鲒埼亭集》为课本，每周选讲文章一篇，讲前各生需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并找出文章的史料来源，逐条考证，然后由先生主持课堂讨论。各生每次考证原稿，交先生批改，下周上课发还。先生对各生标点的原文和考证的文字，一一认真修改。通过修改，对学生研究历史以及撰写论文的方法都有很大帮助。”[23]

仅从以上陈垣先生7位弟子对史源学课的亲身体会和赞誉，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门课为他们一生的学术成就树立良好学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值得深思的问题

研究历史，寻考史源应该是首要问题。因为不少史料在长期流传中，经过辗转传抄，自然会出现疏漏讹误。因此，寻求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就相当重要。应该说，在陈垣先生之前，人们也重视探求史源，认识到探求史源的重要意义，故有寻求史源之举，但却无上升至理论，总结其方法，传授给学生的探寻史源之学。史源学的是陈垣先生在总结前人重视史源的优良传统基础上，首先提出的一门新学科，这是陈垣先生对历史学，特别是历史文献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陈垣先生开设史源学课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一是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科学。因此在治史中，对史料史实的来龙去脉认真搜寻考证，特别是对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要下苦功夫来探求。唯其如此，治史者就必须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挨得住寒窗岁月，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才行。二是历史科学固然需要理性思考和理论提升，但应该明确：翔实、精确、可靠的史料则是理论抽象的基础，是理论抽象的支撑。三是培养学术人才应重在培养能力和端正学风，而史源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此。

然而不能不说，近几十年来，史学界以论代史、厚今薄古之遗风仍在起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史学界急功近利、浮躁空疏的不良学风更有越演越烈之势。一些人不下功夫读原文原作，仅满足二手、三手资料，拾人牙慧，走所谓“捷径”。更有甚者，不认真寻考史料史实来源，在真伪未辨，是非不明、史实不清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忙于“填补空白”，忙于争当“第一”，忙于抢占“前沿”；有的没有充足的，令人信服的真凭实据，就大言不惭地声称要为某事件“改写历史”，制造轰动效应，急不可待要为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无怪著名学者，陈垣先生的学生赵光贤为此感慨万端，他说：

“建国以来，在大学历史系里有几个学生受过这样（指史源学——笔者）的基本功的训练呢？现今学生往往高谈理论，鄙夷考证工作微不足道，写出文章，空话连篇，或东抄西抄，错误百出，他们的水平能提高吗？”[24]

开设史源学课的教师，不但要博学多识，对古文古史、对目录、考据、版本、辨伪、辑佚、校勘、传注等要有深厚功底，而且对学生还要有言传身教的精神和耐心。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治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他亲自撰写范文，在《陈垣史源学杂文》中所收考寻史源之文30篇，其中22篇就是他在教授此课时亲自撰写的范文。在范文中，他“指出前人史学著作的疏谬及造成疏谬的原因，用实例告诉学生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25]而对于学生的每篇作业，他都要详细批改。正如刘乃和所亲见：“课卷他总是仔细批改圈阅，从作业的内容到字句，从作法好坏到材料正误，无不在课卷上详细注明，课卷上有眉批，有总批，俾便同学得以遵循。”试想一下，能对学生下如此大的功夫和精力的教师，今天能有多少？

五、结语

史源学是一门启迪思维、锻炼动手能力、训练基本功，将学与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树立严谨学风的一门学科。当然，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照搬当年陈垣先生开设史源学课的全套做法，但如何继承和发扬，如何推陈出新，应该是历史文献学教学与科研应该重视探讨的问题。

何况，历史文献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无论是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还是辨伪学、辑佚学、传注学，不仅其学科原理和相关知识，都可成为寻考史源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而更重要的，这些分支学科本身，都有一个寻考史源的需要，但却又不能完全代替史源学。因此，史源学应该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26]。

当前，在高校历史系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还不太可能将史源学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但如何把史源学的精蕴溶入到历史文献学课程中去，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树立良好学风，则应是改善历史文献学的知识构架，提高教学质量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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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智超. 陈垣史源学杂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

[3] 陈垣校长诞辰110周年学术论文集[M]. 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0.95.

[4] 陈智超. 陈垣史源学杂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5] 陈智超. 陈垣史源学杂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6] 刘乃和. 一代宗师陈援庵[J]. 古籍研究，1994.1.

[7] 陈智超. 陈垣史源学杂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8] 陈智超. 陈垣史源学杂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9] 励耘书屋问学记[M]. 北京：三联书店，1982.115.

[10] 陈智超. 陈垣史源学杂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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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俊燕. 试论陈垣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贡献[J]. 广西师大学报，1992. （研究生专辑）

[13] 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10周年学术论文集[M]. 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0.38.

[14]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3.

[15] 曹亦冰.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91.148~149.

[16]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30~31.

[17]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30~31.

[18]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35~43.

[19]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35~43.

[20]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43.

[21]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42~43.

[22]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58~59.

[23] 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M]. 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47.

[24] 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10周年学术论文集[M]. 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0.342.

[25] 陈智超. 陈垣史源学杂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26] 刘重来. 史源学应是历史文献学的一门分支学科[J].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 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6.

（本文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刘重来，1941年生，山东青州人，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4年结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1990年至1999年任所长，2003年退休，2003年9月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聘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卢作孚研究》主编。

多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教学与研究。撰写、主编教材、专著、工具书10部，参编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文献》、《历史文献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科研成果7次获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2002年被评为重庆市首届学科技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