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漢語史上存在著一個可以稱為前上古音的時代，這是毋庸論證的。但長期以來，一些從事上古音研究的學者沒有明確清晰的前上古音的觀念，這導致了一系列消極後果： 1.相信《詩》韻，不相信諧聲。2.株守目前的上古音分部不敢越雷池一步。3.偏重歷史比較法而忽視歷史考據法。4.古音學蛻變為古音構擬學。本文對前上古音研究的觀念、材料、方法、研究成果及意義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並在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對前上古音系的基本格局（僅限於韻部）作了一些初步推測。

關鍵詞：上古音 前上古音 古韻分部 閉口韻 非閉口韻

一．前上古音的觀念和術語

漢語史上存在著一個可以稱為前上古音（上古漢語不是原生音系，而是派生音系，我們稱上古音所從派生的音系為前上古音，指以甲骨文語料為主體的商代音系）的時代，這是毋庸論證的。但長期以來，一些從事上古音研究的學者沒有明確清晰的前上古音的觀念，這導致了一系列消極後果：1.相信《詩》韻，不相信諧聲。2.株守目前的上古音分部不敢越雷池一步。3.偏重歷史比較法而忽視歷史考據法。4.古音學蛻變為古音構擬學。

從音韻學史上看，前上古音的觀念和術語的孕育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

清代學者大多沒有前上古音的觀念，他們心目中所謂古音（主要是古韻）是漢語最早的音系。

顧炎武是清代古音學的先驅。他在《音學五書·序》中說：“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寤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還之淳古者。”

段玉裁是清代古音學的中堅。他在《說文解字注》“一”字頭下曾說：“凡注言一部、二部，以至十七部者，謂古韵也。玉裁作《六書音均表》，識古韵凡十七部。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説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矣，而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又恐學者未見六書音均之書，不知其所謂，乃於《説文》十五篇之後，附《六書音均表》五篇，俾形聲相表裏，因耑推究，於古形、古音、古義可互求焉。”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中說：“音韻之不同，必論其世。約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漢初為一時，漢武帝後洎漢末為一時，魏晉宋齊梁陳隋為一時。”

章太炎是清代古音學的殿軍。他在《小學略說》中說：“分古音今音，可區分為五期，悉以經籍韻文為準。自《堯典》《皋陶謨》以至周秦漢初為一期，漢武以後至三國為一期，西晉南北朝又為一期，元後至清更成一期。泛論古音，大概六朝以前多為古音，今茲所謂古音，則指兩漢以前。泛論今音，可舉元明清三代，今則以隋唐為今音；此何以故？因今之韻書以《廣韻》為准，而言古音則當以《詩經》用韻為準故。”[1]章氏分期說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為學者們所遵從。[2]

但清代學者中也有個別人已經具有前上古音的觀念。徐灝在《說文解字注箋》中說：“舌之古音盖读他念切，与同字同音，故銛栝狧甛恬皆用為聲，是其明證。聲轉為徒結切，又變為食列切耳。惟他念切之音，與干聲仍有未諧，此則周秦以前聲音轉移，未可以後世語言概之矣。”

进入現代以來，學者們逐漸認識到：目前的上古音系統尤其是古韻系統是根據《詩經》等先秦韻文材料歸納出來的，它所反映的應該是周代以後、秦代以前的語音面貌，早於周代的古音應該跟上古音有所不同。高本漢說：“假如列古音是能作例的聲符呐，那也是因為例字本來有一個舌尖輔音的韻尾，不過在古音時代以前就失掉了，或是應該說變成了-i了。”[3]又說：“在我的Analytic Dictionary裏頭我曾利用諧聲字來推測關於上古音的很古怪的結果。其中有一樣，就是證明上古音當中曾經有些聲母跟韻尾，後來沒有到古音時代就失掉了。比方甬古音是在更古的時候是有一個d-聲母的。”[4]

但早于上古音的古音及其分期，到目前為止，各家並沒有統一的名稱。據筆者所見，有“原始漢語（太古時代）”、“諧聲時代（系統）”、“遠古（韻）時代”、“上古前期”、“早期上古漢語”、 “先秦前期”、“共同漢語音系”、 “商代音系（殷商時代音系）”、“前上古音”等不同稱呼。

（一）原始漢語（太古漢語）

高本漢曾把明代以前的漢語分為五個時期：1.太古漢語（le proto-chinois，《詩經》以前）；2.上古漢語（le chinois archaïque《詩經》）；3.中古漢語（l’ancien chinois,《廣韻》）；4.近古漢語（le chinois moyen，韻表）；5.老官話（le vieux chinois，《洪武正韻》）。[5]

嚴學宭先生說：“從現代漢藏語系諸語言的跡象來看,原始漢語沒有聲調,聲調的產生和發展是緊鬆元音遞減消失和聲母清濁影響分記的結果。”[6]

張琨先生《原始漢語韻母系統和切韻》中指出：“要解決這樣的難題（指上文提到的一些問題——引者），就得先重建前上古或稱原始漢語的系統。” 又說：“我們在本書裏所要討論的是漢語韻母系統的發展，從原始漢語到詩經上古系統，到切韻分韻系統（在若干場合與南朝的標準方言一致），到現代漢語方言。”[7]

美國學者許思萊（Axel Schussler）先生有《原始漢語的詞綴》、[8]包擬古（Nicholas C. Bodman）有《原始漢語與漢藏語》[9]，都使用了“原始漢語（Proto-Chinese）”的術語。

史存直先生說：“我們不能把這26個聲類認爲就是原始漢語的聲類，只能把它當作周秦時代的聲類。研究漢語語音史可以利用的資料大致只能上溯到周秦時代，總共不過三千年，而漢語自身的歷史當然比這長得多，所以把這26個聲類誤認爲原始漢語的聲類，當然是不對的。”[10]

梅廣先生說：“我們推測葉部的陰聲韻應當是它（指祭部——引者）的一個主要來源。原始漢語的葉部應是陰入俱全的，但到了上古音時期，葉部陰聲字都轉走了：相當於後來的去聲字轉入祭部，相當於後來的平聲以及上聲字轉入宵部。”[11]

楊劍橋先生對“原始漢語”的解釋是：“古漢語術語。漢語的最早階段，從漢藏語系分化出來開始一直到西元前十六世紀殷商時代以前為止的漢語。”[12]

（二）諧聲時代（造字時代）

從前引高本漢可以看出，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諧聲時代”這個術語，但通過上下文，我們不難明白所謂“古音時代”之前的這個時代就是後人所說的“諧聲時代”。

王力先生《上古韻母系統研究》一文中說：“此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諧聲時代與《詩經》時代不可混為一談。諧聲時代至少比《詩經》時代更早數百年。‘凡同聲符者必同部’的原則，在諧聲時代是沒有例外的，在《詩經》時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依《詩經》韻部看來，‘求’入幽而‘裘’入之，‘夭’入宵而‘妖’入侯，‘奴’入魚而‘呶’入宵，‘芹’入諄而‘頎’入微，‘’入諄而‘敦’入微。諸如此類，不在少數。假使我們拘泥于段氏學說，我們只能說是‘合韻’。但是，如果我們把諧聲時代認為在《詩經》時代之前，則此種聲音的演化並不足怪，我們盡可以把同聲符的兩個字歸入兩個韻部，認為極和諧的押韻。例如我們索性把‘裘’認為之部字，把‘妖’認為侯部字，把‘呶’認為宵部字，把‘頎’、‘敦’認為微部字，也未嘗不可。顧炎武以‘裘’入之第二部，孔廣森以‘夭’入宵，以‘飫’入侯，都是很好的見解，只可惜他們不能充其量。孔廣森從顧氏以‘裘’入之，卻又以為‘寒者求衣，故其字從衣從求，似會意，非諧聲’，想藉此衛護‘凡同聲符者必同部’之說，其實可以不必。”[13]

王力先生在《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其收音》中曾說：“‘同諧聲者必同部’這一原則也不能機械地拘守。當先秦韻文（特别是《詩經》）和聲符發生矛盾的時候，應該以韻文為標準，不應該以聲符為標準，因為造字時代至少比《詩經》時代要早一千年，語音不可能沒有變化。”[14]

唐蘭先生說：“然《說文》之諧聲系統，已與《詩》之用韻多不合矣（如從堇旁之字，《詩》韻或入真部，或入元部）。《說文》雖出漢世，然因分析文字之故，其諧聲系統實較三百篇之用韻為古，而言古韻者為三百篇用韻所囿，不能悉依也。然則今之古韻系統，僅足以說明三百篇之用韻，猶有彌縫補苴，未能盡善，又豈能為周以前音之凖繩哉。”[15]

董同龢先生說：“例如‘內’諧‘納’，古書且有把‘內’當作‘納’用的，顯示著‘內’字本來讀。但是在《詩經》裏，‘內’字又只跟-d-t尾的字叶韻，表示他那時讀。關於這一點，我們的解釋是：諧聲所代表的階段本來比《詩》韻早。諧聲時代的是因異化作用（dissimilation）的關係到《詩》韻時代變了。”[16]

李方桂先生說：“諧聲字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大體與押韻系統相合。其中稍有差異的地方，似乎表示有些諧聲系統可能比押韻系統更古一點兒。”[17]又說：“緝部是入聲韻，從《詩經》的押韻看起來沒有跟他相配的陰聲韻，但是從諧聲的系統看起來有些字似乎有失去唇塞音韻尾*－b的可能。這是諧聲系統跟押韻系統的一個大分別，也表示諧聲仍有保存唇塞音韻尾的痕跡，而在《詩經》的韻裏就跟微部字（*見後）相押了。換言之，唇塞音韻尾*－b已經在《詩經》時代變成舌尖塞音韻尾*－d了。因此諧聲系統所保存殘餘的*－b的痕跡表示諧聲系統所代表的時期要比《詩經》押韻系統早一點，至少一部分諧聲系統是較早的。”[18]

在指稱上古音系之前的音韻時代時，“諧聲時代”是目前為止使用人數最多的術語。除上引各家外，唐作藩、裘錫圭、李新魁、金有景、丁邦新、李壬癸、余迺永、鄭張尚芳等先生都曾論及諧聲時代和《詩》韻的區別，[19]茲不具引。

（三）遠古（韻）時代

王力先生說：“還有一點：即使再向遠古時代追溯，我們也只能說有些和入聲有諧聲關係的字在遠古時代是屬於閉口音節，並不能說所有同韻部的字在遠古時代一律屬於閉口音節。例如‘蕭’从肅聲，‘蕭’在遠古時代應屬閉口音節，這並不牽連整個幽部。高本漢在他《藏語與漢語》里批評西門時說過這類話，在這一點上，高本漢是對的。”[20]

李毅夫先生認為：“有關祭月的歷史，上古韻時代之前還有一個音韻時代，這個時代可稱為遠古韻時代。在遠古時代沒有祭月之分，只有入聲韻月部。隨著歲月的推移，遠古韻月部的一部分發生了變化。變化快的成為了純陰聲字，變化慢的就是陰入兩讀字。這就是為什麼上古韻祭部和上古韻月部的諧聲偏旁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為什麼會有歌祭月兩個陰聲韻部與一個入聲韻部相配的特殊現象。”[21]

金有景先生說：“本文作者運用漢藏、苗瑤、壯侗諸語言的活材料（包括漢語方言的活材料）和漢語古文獻材料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遠古、上古漢語的語音系統，寫出了一組論文，其中包括：（1）《遠古、上古漢語陰、入、陽聲的輔音韻尾問題》；《遠古漢語的九大韻部》；《上古漢語元音的高音化規律》；……”[22]其中“遠古”似乎包括了他在《上古韻部新探》一文中提到的“諧聲時代”。又說：“远古語言是指从最早阶段的人类（一般称猿人）到上古以前的远古人（主要是远古汉藏民族的先民）的語言。”[23]則其“远古語言”雖然也跟“上古”相對而言，但其所指的時間層次顯然更早。金先生前後使用的術語雖然有不一致和矛盾的地方，但他有關前上古音的觀念無疑是正確的。

何九盈先生說：“我個人認為，根據諧聲資料，遠古漢語有可能存在複輔音，但在《詩經》時代，複輔音恐怕已經消失了。”[24]

拙作《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曾經指出：“但上古音并不是遠古之音，上古音相近、相遠的詞并不一定就是在遠古相近、相遠的詞，就像我們不能根據現代音的遠近分合去決定中古音的遠近分合，不能根據中古音的遠近分合去決定上古音的遠近分合一樣。上古語音系統是中古語音系統演變的起點，又是遠古語音系統演變的終點。”[25]

（四）上古前期

陳振寰先生把上古音系分为上古前期（甲骨文和早期金文所代表的殷商西周階段）和上古後期（詩、騷、群經韻讀所代表的東周戰國階段）。[26]

鄭張尚芳先生說：“‘上古音'一詞，前人籠統指先秦古音，主要是以《詩經》韻為主，後又加上諧聲、假借、通假、轉注等通諧關係的分析。段玉裁在《六書音均表》中倡言‘同聲必同部'、‘古假借必同部'，雖然大致相符，但是例外也不少。現在我們從諧聲、假借分析中知道，它所表現的現象要比《詩經》韻早。例如諧聲、假借顯示‘位、內、退（古从內聲）、世'這些後世的去聲字應收唇音尾，《詩經》卻與舌音尾押韻了，如《大雅•假樂》‘位'韻‘塈'（《釋文》許器反），《蕩》‘內'韻‘類'、‘世'韻‘揭、害、撥'，《小雅•雨無正》‘退'韻‘遂、瘁'。舊說是-b＞-d，新說是-bs(＞-ds) ＞-s，反正諧聲時代跟《詩經》時代的音系已經有了明顯變化，自應分為早、晚層次而不能混為一談。各家擬音的分歧中，有的就是因為著眼點不同，或側重詩韻現象或側重諧聲現象而產生的。分期描述，就可以免除這類困惑。”[27]

麥耘先生說：“上古音也可以分作前、後兩期，習慣上以秦代為界，先秦為上古前期，兩漢至西晉為上古後期。”又說：“上古前期可分為Ⅰ、Ⅱ兩期：Ⅰ期為周朝建立（約公元前11世紀）以前，主要資料是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等古文字材料。”[28]

（五）早期上古漢語

斯塔羅斯金對“早期上古漢語”解釋是：“關於這一時期上古語音發展的信息是從諧聲字中獲得的。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時期的年代界限十分不確定。上文我們把它劃分在西元前10世紀以前，但顯然諧聲字的形成過程一直持續到後來（周代甚至更遠），並且直到中古時期可能也沒有結束，因為有新的諧聲字在中古繼續出現。但由於周代文字（前上古）已經使用了相當發達的諧聲系統——與殷代文字相對立——因此我們認為把西元前1000年的上古語音劃分為獨立的一個時期是可行的。這說明我們通過分析語音組獲得的韻母系統，在某些方面比已經認可的前上古詩歌文獻還要古老。早期上古的聲母系統不需要作專門的說明——這一系統是通過分析語音組獲得的，這在上文中描述過了。”[29]

斯塔羅斯金又說：“上文我們使用了下列術語以便理解上古漢語中的各個歷史分期：1）原始漢語——產生諧聲系統前的漢語。因為這個系統發展得很緩慢，所以在這個時期可以包含殷代的一部分（公元前14世紀到11世紀），儘管這一時間的準確劃分是不可能的。2）早期上古漢語——諧聲字形成的時期。它的時間界限也是相當不確定。這一時期的上限是周代初期（西元前11世紀），下限在殷代（西元前14世紀到11世紀之間）。”[30]

（六）先秦前期

黃易青先生說：“談部的陰聲是魚部。因為魚部收喉，與宵幽為一類，所以談部的陰聲是魚部。諧聲如，籀文敢從古聲。談與魚的陽聲即陽部合韻也有一些，如，監嚴濫遑（《商頌·殷武》）；瞻相臧腸狂（《大雅·桑柔》）。則先秦前期閉口韻及其陰聲為：侵：幽 冬：宵 談：魚”。[31]

（七）共同漢語音系

趙彤先生《戰國楚方言音系》在指稱《詩經》之前的音系時使用了“共同漢語音系”這一術語。他解釋說：“《詩經》音系和楚方言音系是從一個共同漢語音系分化出來的兩個方言音系，《詩經》音系發展成為後來的《切韻》音系。”[32]

（八）商代音系（殷商時代音系）

裘錫圭先生說：“所謂上古音，實際上就是周秦音。在商代，‘發’‘勿’二字的讀音可能比周秦時代更近。”[33]

何九盈先生說：“在古音研究中，複輔音聲母是一個具有全局意義的問題。既關係到商代音系建立，也關係到漢藏語系同源詞的研究，文字訓詁中某些疑難問題，也要在複輔音聲母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可能求得滿意的解決。”[34]

趙誠先生說：“比如周代音系和商代音系是不同的兩個音系，前面舉的例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把商周看成是同一個所謂的統一音系，以此來看商代音系的諧聲、假借或周代音系的諧聲、假借，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35]

郭錫良先生說：“我以為在研究殷商時代的音系時，也無妨以周秦音系作為出發點來考察甲骨文（包括少數商代的金文）的字音分佈情況，以探索殷商時代音系的面貌。殷商至周秦的語言是一脈相承的，其音系的變化必有軌跡可尋。”[36]

此外，鄒曉麗等《甲骨文字學述要》也使用了“商代音系”的術語，[37]管燮初先生曾使用過“殷商語言聲類”、 “殷商韻部”的術語。[38]

（九）前上古音

我们还不知道谁最早使用了“前上古（音）”一词。張琨先生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前上古時期音韻系統”的學者，而邢公畹先生是目前所知較早明確使用“前上古音” 術語的學者。

張琨先生說：“要解決這樣的難題，就得先重建前上古或稱原始漢語的系統。”又說：“擬構前上古時期音韵系統的另一個途徑是分析諧聲字：漢語的文字系統早在《詩經》成書以前就存在了：聲符不代表邊區方言，要使得大家都能接受，聲符必須以當時的標準語為根據。”[39]

邢公畹先生說：“王力先生近作《詩經韻讀》擬‘鳥’字的上古音nyu(王力1980，pp，113，398)。初看以為是刊誤，因為按王先生擬音體系，據中古音上推，當擬tyu。但‘鳥’字聲母不用t-而用n-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本文所論。不過我所說的是前上古音，至於周秦音，由於諧聲字的證據，是t-還是n-還可以再研究。”[40]

張永言先生說：“‘飛廉’這個詞的內部形式是什麼，似乎還難以稽考。但是如果我們知道‘飛廉’又是神話中最能奔馳的‘風伯’，而‘風’的前上古音﹡plum正是‘飛’‘廉’二字的合音，就可以推測‘飛廉’當時形容此人能跑得象風一般快的綽號，詞的內部形式為‘疾風’。”[41]

李玉先生說：“簡帛文書中反映出來的某些不易解釋的語音現象（尤其是方音之別），如果在《詩經》語音裏找不到來源或合理的音變程式，那麼也只好設想漢族曾經有過一個比《詩經》語音更早的漢族共同語的標準音——前上古音。前上古音（即原始漢語的語音系統）分裂後，形成了秦漢方言之異（包括方言與普通話的標準音的差異）。”“語音差異較大的現代漢語各大方言——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漢語方言，其中有的方音很有可能直接來源前上古音而不是流行於黃河中游的《詩經》語音。”[42]

拙著《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曾經指出：“強調按某一共時平面的語音系統去（比如上古音系）系聯同源詞的學者所採用的就是這種“竹竿撲棗”的靜態研究方法。他們忘記了上古漢語的語音系統和語義系統既是前上古音義系統演變的終點，又是後上古音義系統演變的起點。”“唇音和牙音在上古可以相通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這種相通是否反映了前上古音的語音狀況，是否需要為它們的相通擬PK一類的複輔音出來。” [43]

此外，黃樹先先生也使用过“前上古漢語”的術語。[44]

以上諸位先生所用術語不同，時間界限也不同（有的根本就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界限），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都認為在所謂 “周秦音”或“《詩經》音”之前，還有一個或多個語音年代。

周代以前有文字記載的漢語是商代後期殷高宗武丁至帝辛時期約200年時間的語言（前1250－前1046年），嚴格說起來，所謂前上古音就是指這200年間的語音。但考慮到文字反映語音的滯後性，我們也可以寬泛地說，前上古音是指商代的語音。但更多情況下，我們指的是年代層次較早的語音現象。也就是說，公元前11世紀以後在通語和方言中都保留著一些前上古音的遺跡。因此我們雖然要研究前上古音，但並不是說我們所用的材料就只能使用公元前11世紀以前的材料。公元前11世紀以後的材料，直至現代方言都可以作為研究前上古音的資料。

雖然現當代古音學者大都具備“前上古音”的觀念，但基本上抱著一種“心知其意，不煩言傳”的態度，以上所引各家意見大都散見於文章或專著的各個角落，國內通行的音韻學通論或教材中似均未設立“前上古音”的章節。因此對于非音韻專業背景的學者來說，很多人不具備或至少是不具備清晰的“前上古音”觀念，這使得他們在使用上古音成果時往往株守目前的上古音系統，不敢越雷池一步。（未完待續）

（本文原刊于《學燈》創刊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4月。此次發表，作者略有修改。）

[1]章太炎：《小學略說》，《國學講演錄》第26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2]錢玄同：《古音考據沿革》，《錢玄同文集》第四卷第8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潘重規：《中國聲韻學》，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8年。

[3]高本漢著，趙元任譯：《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年。

[4]高本漢著，趙元任譯：《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年。

[5]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第20－21頁，商務印書館，1940年。

[6]嚴學宭：《漢語聲調的產生和發展》，《人文杂志》1959年第1期。

[7]Zhang, Kun: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 with shefts Chang, Institute of Histor and Philol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A, N. 26, 1972. 譯文據張賢豹譯：《古漢語韻母系統和切韻》，見张琨《漢語音韻史論文集》第66頁，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8] Schuessler, Axel: Affixes in Proto-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1(1979) , 125-151.許思萊又認為Proto-Chinese指文字出現以前的漢語（pre-literate Chinese），見氏著《ABC上古漢語詞源詞典》第131頁，美國夏威夷出版社，2007年。

[9] Bodman,Nicholas C.: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Edit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 Waugh, Leiden, E. J. Brill, 1980,34-199.

[10]史存直：《漢語語音史綱要》第129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

[11]梅廣：《訓詁資料所見到的幾個音韻現象》，《清華學報》新二十四卷第一期第1－43頁，1994年3月。

[12]楊劍橋：《實用古漢語知識寶典》第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13]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七卷第120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

[14]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七卷第208－209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

[15]唐蘭：《殷虚文字記》第81頁，中華書局，1981年。生按：該書初版為1934年石印本。

[16]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歷史語言所研究集刊》第18本第57頁，中華書局，1987年。

[1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3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18]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43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19]唐作藩《漢語音韻學常識》第26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第489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李新魁：《漢語音韻學》第367頁，北京出版社，1986年；金有景：《上古韻部新探》，《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5期第181－182頁；丁邦新：《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第45、46頁，中華書局；李壬癸：《關於*-b尾的構擬及其演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四分，1984年；余迺永：《上古音系研究·自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31－32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0]王力：《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韻的分野》，《王力文集》第十七卷第第209－210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

[21]李毅夫：《上古祭月是一個韻部還是兩個韻部》，《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年。

[22]金有景：《〈遠古、上古陰、入、陽聲的輔音韻尾問題〉提要》，《南都學壇》1988年第四期第29－33頁。

[23]金有景：《關於遠古語言語音面貌的若干設想——兼懷王力先生對我古音研究的支持和鼓勵》，《古漢語研究》2002年第2期。

[24]何九盈：《上古音》第82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

[25]孟蓬生：《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第23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26]陳振寰：《音韻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7]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31—32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8]麥耘：《音韻學概論》第100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

[29]斯塔羅斯金著，林海鷹、王沖譯：《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第294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30]斯塔羅斯金著，林海鷹、王沖譯：《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第291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懷疑譯文“上限”和“下限”互倒了。

[31]黃易青：《論上古侯宵幽的元音及侵冬談的陰聲——兼論冬部尾輔音的變化及其在上古音系中的地位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32]趙彤：《戰國楚方言音系》第16頁，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

[33]裘錫圭：《釋“勿”“發”》，《中國語文研究》1981年第2期（香港中文大學）；又收入氏著《古文字論集》第70－84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又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第140－14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34]何九盈：《商代複輔音聲母》，《第一屆國際先秦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嶽麓書社，1994年；又見氏著《音韻叢稿》第1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

[35]趙誠：《上古諧聲和音系》，《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1期；又見氏著《探索集》第39頁，中華書局，2011年。

[36]郭錫良：《殷商時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又見氏著《漢語史論集》第161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

[37]鄒曉麗等：《甲骨文字學述要》第88頁，嶽麓書社，1999年。

[38]管燮初：《從甲骨文的諧聲字看殷商語言聲類》，《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管燮初：《據甲骨文諧聲字探討殷商韻部》，“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語言學研討會”論文，1990年8月10日至12日，北京大學。作者未見後文，茲據鄒曉麗等：《甲骨文字學述要》轉引。

[39]張琨著，張賢豹譯：《漢語音韻史論文集》第66頁，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40]邢公畹：《說“鳥”字的前上古音》，《民族語文》1982年第3期。

[41]張永言：《關於詞的內部形式》，《語言研究》创刊号，1981年；收入氏著《語文學論集》第136－147頁，語文出版社，1992年。

[42]李玉：《秦漢簡牘帛書音韻研究》第116－11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43]孟蓬生：《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第3頁、第115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44]黃樹先：《說“鹽”》，《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74－76頁，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