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出土文献确可使《孔子家语》摆脱“伪书”的嫌疑，但书后的两篇“后序”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疑点。如“孔安国序”误将“诸子书”列入不禁之列，有违汉代人的常识；“后孔安国序”所载孔子家族世系与见于《史记》、《汉书》者有明显出入，且误将跟从刘邦征战的孔藂及其儿子孔臧拉入孔子家族；所谓孔安国之孙孔衍又不被其它文献载录，且其奏书不明西汉著述惯例、误解《别录》体例，这些错误与孔衍经学博士的身份太不相称。此外，王肃通注《家语》，却对两篇“后序”不置一词，在“序”文中也不提此书曾经孔安国整理，由这两点可以推测王肃其实没有见过两篇“后序”，它们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被附益上去的。综合各种情况，可以推测两篇“后序”可能是魏晋时期的王学拥趸伪撰的。
关键词：王肃；《孔子家语》；后序
王肃注《孔子家语》有三篇“序”，一篇是王肃的“序”，另两篇是“孔安国序”和一篇撰作者不明而被一些学者称作“后孔安国序”的序，这篇序中录有孔安国之孙孔衍的一篇奏书。在二三十年前，《家语》的伪书性质几乎是公论，但随着河北定州竹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儒家者言》章题木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等材料公布以来，人们的看法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家语》是伪书。笔者在研读《家语》及相关出土材料之后，也觉得伪书的说法确有不当。但在阅读《家语》的两篇“后序”时，却又觉得其中有些问题仍然很难解释，现将它们写出来，希望能获得大家的指正。
一、“孔安国序”中的疑点
（一）“孔安国序”中提到的秦始皇焚书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在建议焚书时说：“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言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1 卷六《秦始皇本纪》《儒林传》记载儒生奔附陈胜，“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1 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所谓“百家言”即指诸子书，它们是应焚之列。既然缙绅先生认为“秦焚其业”，怎能不焚《家语》呢？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典籍，其中就有《论语》。既然《论语》需要壁藏才得幸存，《家语》自然难以逃过灾难。除了传世文献的记载之外，出土的秦系简牍多见法律文书、历谱、数术、医方等文献，而至今未见有儒家典籍和诸子书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诸子书确实是在焚毁之列。但“孔安国序”却说：“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2-578这与西汉人的一般认识、出土秦系简牍反映的情况均有不符。虽然东汉的王充确曾说过“不燔诸子”，但他离“焚书”的时间较西汉人远，他的描述在史料的可信度上当然低于《史记》，更何况出土的秦系简牍并不能支持王充的说法。不过，由王充的描述看，东汉社会可能流传着“不燔诸子”的说法，“孔安国序”说《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或许就是受东汉人的影响。从以上情况看，所谓的“孔安国序”恐怕不是孔安国的亲撰，而是后世浅陋者的伪撰。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孔安国整理《家语》的说法自然难以信据。主张孔安国整理过《家语》的学者所持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就是书后的两篇“后序”2《前言》，除此以外并无直接证据。相反的是，在记载孔安国事迹和汉代学术情形较为可信的《史记》和《汉书》中，丝毫没有提及孔安国整理《家语》；就是王肃为《家语》写的“序”对于孔安国与《家语》的关系，也是未置一词。所以，现有文献很难支持孔安国整理过《家语》这个说法。
（二）王肃《孔子家语序》不提孔安国
在王肃为《家语》写的“序”中，说“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已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2-582，然后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需要注意的是，王肃只说孔猛“家有先人之书”，并未说孔猛家藏的《家语》是经过孔安国整理的。《家语》经孔安国整理这个“事实”对王肃试图抬高《家语》一书的价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他竟通篇不提孔安国。尽管他为《家语》作了注释，却对“孔安国序”和“后孔安国序”不措一词，这是为什么呢？孔安国整理过孔壁中书，与古文经学关系甚密，如果王肃得到的《家语》真是孔安国整理过的，则他不措一词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
前人在否定王肃伪撰《家语》时曾指出他不会将关键地方相互矛盾的两篇“后序”列在一起（“孔安国序”说孔安国收集传世《孔子家语》整理成“四十四篇”，而“后孔安国序”中却说孔安国利用孔壁所出古书“撰次《孔子家语》”。两者不仅对《家语》材料之来源的说法不一致，而且对《家语》是否在焚毁之列的看法同样不一致），因为此举无疑引火上身。从造伪者的心理看，这个推论是非常合理的。其实，事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肃根本没有见过所谓的“孔安国序”和“后孔安国序”，孔猛交给王肃的《家语》本就没有这两篇文字，它们或许是浅陋的好事者所为。因为就算王肃再怎么疏忽大意，他也会注意到两篇“序”文所述《家语》在西汉时的整理和传抄情况是相互矛盾的。既然注意到了，他为何不加以说明，以防论敌操之以为攻击自己的把柄呢？所以，从王肃不提两篇“后序”可以推测“后序”是在魏晋以后的传抄过程中被人加进去的。
二、“后孔安国序”中的疑点
（一）“孔衍奏书”中提到的《别录》和《礼记》
在“孔安国序”之后有一篇作者不明的“序”文，载录了孔安国之孙孔衍的奏书，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然其典雅正实，与世所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光禄大夫向以为其时所未施之，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臣窃惜之。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古文正实而疑之哉！又戴圣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孙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尚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难乎？ 2-581
这段话指出刘向《别录》不著录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也不使孔安国整理的《论语》名家；指责戴圣从孔安国撰次的《家语》中取材编撰《礼记》，刘向又删除《家语》中的原文。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这些说法其实都很难成立。关于戴圣《礼记》的成书，后世有许多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小戴记》46篇是删削《大戴记》85篇而来，而今本《大戴记》只存39篇。“孔衍奏书”说小戴据孔安国整理的《孔子家语》及其它材料编成《礼记》，可以说是关于《小戴记》成书的另一种说法。从《汉志》礼类的著录情况看，礼类经书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礼经》十七篇”，它们包括了鲁淹中及孔壁中的两种古文本。礼记有“《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3 卷三十《艺文志》，其中的“《记》百三十一篇”是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的文献，也是古文本。据后世的考证，大小戴都曾从上述文献取材，比如《大戴礼记》中的《投壶》《诸侯釁朝》，《礼记》中的《奔丧》《投壶》，都源自《礼古经》中不见于今文的部分。两书取自河间献王所得古文本的内容更要多一些，此不赘举。如果孔安国也从古文中取材整理成《家语》44篇的话，它与小戴《礼记》互有异同就是很自然的事。但这种事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当时编书常常杂采典籍，造成各书间常见雷同的篇章，刘向根本没有必要因此除去《家语》中本有的内容。而且就现在所知刘向整理图籍的体例看，他对同一书的不同写本之间的重复内容确实做了删除重复的工作，但并没有对不同书本之间的相同或相近内容做这类的工作。孔衍对刘向、戴圣的指责并不符合西汉时的著述惯例和刘向整理图籍的做法。堂堂经学博士如此攻诘他人，似乎悖于常理。刘向的《别录》是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子刘歆将原本附于诸书的“叙录”合编在一起而成的，[1]又名《七略别录》。此书早已亡佚，现今只能从《战国策》等少数几部书所附的刘向“叙录”及清人的辑佚本中考察基本情况。但是，《别录》与《七略》载录的书籍应该大体相同。《七略》虽然也已经亡佚，但可据《汉书·艺文志》考证其内容。《汉志》每类目录之后有“小序”，有学者认为取自《七略》之“辑略”，有学者认为是其它“六略”本有之内容。不管怎样，这些文字都源于《七略》，大体可以代表刘向、刘歆对图籍、学术的基本看法，这也可以做为材料，用来考察《别录》或刘向、刘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刘歆争立古文时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4 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可见孔安国献书而未及列于学官这件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刘歆争立古文当然会特别关注孔安国所献的这批书。但《汉志》并不著录孔安国撰次的《家语》，以此推寻，《七略》和《别录》也可能不著录。刘歆好古文，且参与整理旧籍，并最后完成了《别录》的编著，如果真有孔安国整理过的《家语》，为什么不见只言片语的说明？更何况《别录》著录有《孔子家语》（由《汉志》“六艺略”《论语》家下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便可知），何以不像《尚书》家那样在“小序”中提及孔安国的整理工作呢？当然，文献不载，未必无存，但至少这是一个疑点。
另外，从《汉志》看，《别录》应该没有抹杀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的功绩，因为书类下首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班固的小字注云“为五十七篇”。孔安国根据孔壁古文本对勘今文本，结果“得多十六篇”，此“篇”即是卷，即总共是45卷，后被分作58篇。到班固的时候缺《武成》，所以说“五十七篇”[2]。而在《汉志》书类的“小序”下，明确指出：“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3卷三十《艺文志》要之，《汉志》可以证明《别录》未必没有记载孔安国整理过的《古文尚书》，刘氏父子并没有忽视孔安国整理古文的工作，孔衍说“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恐怕不符合事实。
至于孔安国整理古文《论语》，并成《古文论语训》十一篇，这事在《史记》《汉书》中并无记载。《汉志》在《论语》类下，录有《古论》，在“小序”中遍说传授《论语》诸家及各自源流，就是没有说到孔安国。其它文献中，最先提出此说的是何晏《论语集解序》：“《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4 《论语序》《集解》也确实引用了许多“孔曰”，如“贤贤易色”下便有“孔曰：‘子夏，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4 卷一《学而》刘台拱、陈鳣、臧庸、沈涛曾质疑其出处。[3]但何晏距马融、郑玄不远，且马、郑之书当时仍然存世。所以，何晏所说未必全无依据。至于司马迁、刘向、班固都不记孔安国整理《论语》，应有一定的原因，只是现在不得而知。简单地说刘向因为“疑之哉”而不使孔安国传的《论语》名家，这与《汉志》记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并不掩盖孔安国与古文的关系的情形是不符的。
（二）“孔衍”的身份成疑不仅孔衍奏书中的一些指责很可疑，就连他的身份也很可疑。《汉书·孔光传》记录了西汉孔子后裔的一些情况：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霸四子，长子福嗣关内侯……光，最少子也，经学尤明……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 3 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这段文字除了叙述孔光家世之外，也连带叙述了孔子后裔在西汉时的情况，并说到了孔安国，但没有提到孔安国有位孙子立为博士。《史记》记了孔安国部分后裔的姓名：“安国生卬，卬生驩。”1 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其中也没有孔衍的名字。另外，《汉书》虽然记载了孔安国及其学生的情况，但同样不说他有位孙子被立为博士。《后汉书·孔僖传》云：“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5 卷七十九上《儒林传上》这里也是说孔安国后人，甚至说“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但仍然未记有后人被立为博士。文献固然可能有所遗漏，但现有文献中，说孔安国有位孙子叫孔衍的，仅见“后孔安国序”，这是孤例，不能不警惕。不过，孔氏后裔中倒真有一位叫孔衍的，但他是孔子的二十二世孙，据《晋书·孔衍传》的记载，此人于晋元帝太兴三年逝世，时年五十三岁6 卷九十二《儒林列传》。这位孔衍出生时，王肃都已经逝世十多年了。总之，前人质疑“后序”所记“孔衍”的身份是有根据的，不能不重视。
（三）“后孔安国序”中的孔氏世系有误
在“后孔安国序”中记有孔氏后裔姓名、家世，但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多有不同。在后者的记载中，孔武生孔延年和孔安国，在“后序”中则是孔季中生孔武和孔安国，父子变成了兄弟，范家相以此推断“后孔安国序”有误7 卷一一。从现有文献看，范家相的分析虽有疏漏之处，但还是有几分道理。按《孔子世家》的记载，被立为孝惠帝博士的是孔鲋的弟弟孔子襄，作于其后的《汉书·孔光传》亦是如此表述。但在“后孔安国序”中，为孝惠帝博士的是孔鲋的兄弟孔子文之孙，也即孔冣的次子孔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子武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袝……子文生冣，[4]字子产。子产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长子灭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2-58
这位孔襄不仅与孔子襄名字只差一个字，而且与《史记》中的孔子襄同为五十七岁而卒，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二者必有一误。“后孔安国序”说到的蓼侯是确有其人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侯第30者就是蓼侯孔藂1 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这位孔藂的爵位、事迹与孔冣完全相同，所以“后孔安国序”说的“孔冣”应该就是《史记》所说的孔藂。但从太史公的文字看不出孔藂与孔氏家族的关系，只是唐代的司马贞引《孔丛子》记孔藂之子孔臧言云：
臧历位九卿，为御史大夫，辞曰：“臣经学，乞为太常典礼。臣家业与安国，纲纪古训。”武帝难违其意，遂拜太常典礼，赐如三公。臧子琳位至诸侯，琳子璜失侯爵。1 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观其言，孔臧好像确是孔子后裔，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司马贞所引《孔丛子》文字出自其书附录的《连丛子》，此书题为孔臧撰，收有诗赋和一些书信，其中有一篇《与侍中从弟安国书》8。这封信中孔臧称孔安国为“弟”，显然与诸书所记孔氏世系不符。在《汉志》诸子略儒家类下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并有小字注：“父聚，高祖时以功臣封，臧嗣爵。”3 卷三十《艺文志》《史记》记孔臧嗣爵的时间是汉文帝九年，可与班固的说法相互为证。诗赋略屈原赋下又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3 卷三十《艺文志》，班固《两都赋序》云：“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9 卷一是以孔臧在武帝时有相当的声名，至于他与孔子家族的关系，在《史记》、《汉书》中均找不到相关记载。《史记》说“侯臧嗣为太常”，《汉书》也载孔臧官职为太常，这与“后孔安国序”中孔冣长子的官职相同。因此，“后孔安国序”虽然没有载明孔冣长子的名字，但可推测就是孔臧。按“后孔安国序”所载世系，孔安国是孔藂次子孔襄的孙子。依《史记》和“后孔安国序”说蓼侯“长子灭嗣，官至太常”的记载来看，孔臧可能是孔藂的长子。也就是说，孔臧是孔安国的祖父辈，他怎么可能称孔安国为“弟”呢。可见《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也未必可信，不可用它来说明孔臧与孔子家族的关系。
司马迁著《孔子世家》，没有将与自己同时代的名臣孔臧列入孔子家族，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也不加说明，他这样做应当有一定的理由，出差错的可能性很小。司马迁曾游历曲阜，拜谒孔庙，对孔子甚为仰慕。因此，他撰述孔子世系应该非常谨慎其事，不至两处都留下错误。不仅司马迁不记，其后的班固也不记，只说孔臧是功臣之后，不说是孔子之后。汉高祖曾封孔腾为奉祀君，汉元帝封孔霸为褒成君，其后孔氏爵位世袭不绝，东汉章帝曾赴曲阜祭孔。到班固生活的时代，孔子家族较之前代，声名更加隆誉。而且班固与孔僖是同时代的人，且又曾为兰台令史。以此，班固撰《汉书》，不会不留意孔氏后人事迹。但司马迁、班固这两位大史家的作品都不说孔藂、孔臧父子是孔子后裔。所以，孔藂要么不是孔子后裔，要么是早已脱离宗族且迁往他处之支系的后代，到秦末时，与留在曲阜的宗族早已没有了联系。其实，在春秋时代的卫国也有孔氏，孔婴齐、孔成子、孔文子、孔悝都是卫国孔氏的名人。因此，不能将战国秦汉时期所有的孔氏归为孔子的后裔，跟随刘邦的孔藂或许就是卫国孔氏的后裔，所以司马迁、班固等都不将他们纳入孔子的世系。
根据以上分析，很可怀疑“后孔安国序”是在胡编乱造。作者在编造时，应该查找了一些文献，否则不会将孔子世系编得像模像样。不过造伪者百密一疏，终究留下了漏洞，竟将不是孔子后裔的孔藂也安排了进去，又给孔安国安排了一位孙子孔衍。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为了说明《家语》是孔安国整理过的，是权威可信的材料。在两汉时代，《家语》虽有传抄，但并不受重视，也不见有家学传承，较之“五经”和《论语》，重要性要低很多。既是如此，当然没有必要编些文字去抬高这部书的价值。这种情况在王肃之后陡然一变，因为《家语》被王肃当作攻诘郑玄经学的一件独门武器。以此推测，两篇“后序”有可能是魏晋时代拥护王学的人所为。司马贞在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时引用了“后孔安国序”中有关孔子世系的文字，所以两篇“后序”在唐代可能已经与王肃“序”一起被编进了王注《家语》，它们的作成也许是在唐代之前。
三、结语
综上，两篇“后序”中的自相矛盾和疑点是不容回避的，它们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撰写的，后来又被人收集起来，附益在王肃注《家语》之后。编入的时间可能在魏以后，唐之前。另外，一定要将“后序”的可疑和《家语》正文的真伪分开来看，两者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家语》不是纯粹的抄袭、割裂《礼记》等书，书中很多材料都有相当早的来源，将它归为“伪书”确实不当，但也没有必要因此曲护两篇“后序”，甚至想方设法掩盖其中的问题。
（本文原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注释：
[1]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好像是说《礼记》在刘向之前已经成书。洪业在《礼记引得序》中详辨其非，认为《别录》有《记》百三十一篇的叙录，因《礼记》有一部分内容亦来自《记》百三十一篇，故郑玄在《礼记》诸篇下注云“《别录》属某类”。参见洪业《礼记引得序》，氏著《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P197-220。
[2]刘台拱：《论语骈枝》，《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第294页。陈鳣：《论语古训叙》，《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第302页。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刘台拱、陈鳣只是指出了孔注《论语》的大致疑点，如《史记》和《汉书》没有载录、何晏所引孔注《古论语》与《说文解字》等所引不同等。沈涛则对何晏所引孔注逐条辨证，指出讹误或不当。严格说来，沈涛的这种辨伪方法并不足以证明何晏造伪，只能证明孔注无甚高明。所以吴承仕说：“愚意‘孔传’虽未足恃据，然魏初已有其书，沈氏谓何晏所自为，盖考之未谛耳。”（氏著《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123-124页））据沈涛《论语孔注辨伪序》，臧庸（本名镛堂）对孔安国注《古论语》也有质疑，但翻检臧氏《拜经日记》、《拜经文集》（均收入《皇清经解》），涉及《论语》诸条中，多有引用孔安国的训解，未见质疑。也许臧氏的其它作品中有考证，可惜笔者暂时没有翻检到。
[3]至少在南朝梁时，仍有郑玄注《古文论语》十卷流传，则魏时此书亦应存世。参见《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论语》十卷”下小字注。
[4]一些版本的《家语》将“冣”字误作“最”，司马贞引用《家语》则作“冣”，《四库全书》本的王肃注《家语》亦作“冣”。“冣”与“最”音义皆别，而与“聚”音义皆同。到南北朝时，“冣”和“最”已经被混用，所以一些书“冣”、“最”不分。相关考证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353页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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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6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7 范家相·家语证伪[M]·《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 孔臧·连丛子[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9 班固·两都赋序[Z]·萧统·文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