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簡《詩經》《秦風》之後、《甬（鄘）風》之前有“矦”，整理者指出，《矦》“內容為《毛詩·魏風》中的《汾沮洳》《陟岵》《園有桃》《伐檀》《碩鼠》《十畝之間》六篇”，“第八十三號簡中部有‘矦六’二字，應即指此六篇”。“簡本‘矦’作為一國之風名，未曾見文獻記載，黃德寬疑即‘王風’”。“朱熹《詩集傳》：‘然其王號也，故不曰周而曰王。’戰國楚簡抄本則直接稱之以‘矦’，蓋有‘貶之’之意。《矦》所屬《魏》風六篇，疑為抄手誤置所致”。
應該說，這樣的推斷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安大簡《詩經》的國風之編排實在有點混亂。《矦》下是《毛詩》之《魏》風六篇，而安大《詩經》又自有《魏風》，第“百十七”號簡末有“魏九 葛婁（屨）”四字。整理者說，“魏九 葛婁（屨）”，指《魏》共九篇（實有十篇）。但是，“除首篇《葛屨》屬《毛詩·魏風》外，其餘九篇皆為《毛詩·唐風》內容”。所以，安大《詩經》之《魏風》，名不副實，名存實無。
不過，黃德寬之說也有疑點。主要是，如果“矦”是《毛詩·王風》，為何內容與《王風》毫不相干？經反復審視研究，我認為所謂的“矦”，應當就是《魏風》。理由如下。：
其一，《矦》下數篇皆《魏風》內容。《毛詩·魏風》共有七篇，即安大簡《詩經》第“百十七”號簡所記“魏九 葛婁（屨）”及《矦》所轄《汾沮洳》《陟岵》《園有桃》《伐檀》《碩鼠》《十畝之間》六篇。也就是說，安大簡《詩經》，除了“魏九”之“九”計數不實外，收納了《毛詩》的全部《魏風》。其二，《魏風》為何在安大簡《詩經》裡稱“矦”呢？我們認為可能抄寫者是魏國人。
戰國時魏國國君稱“侯”，最著名者是魏文侯與魏武侯，其在位正當戰國早中期。《史記》記，文侯在位三十八年，《索隱》云：“三十八年卒。《紀年》云五十年卒。”武侯在位十六年。《索隱》云：“按《紀年》，武侯二十六年卒。”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用《紀年》說，排文侯五十年，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排武侯二十六年，公元前395年至370年。傳魏文侯曾受教於孔子弟子卜子夏。《史記·魏世家》記：“文侯受子夏經藝。”又，《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關於子夏為魏文侯師，可參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卷二·三八《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考》、四〇《魏文侯禮賢考》，上海書店，1992年。）衆所周知，子夏與《詩經》關係密切，《仲尼弟子列傳》記，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這是對子夏學《詩》的極大肯定。傳《詩序》即子夏所為。《關雎序》孔穎達疏云：“小序是子夏作，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269頁，1980年。）如此看來，安大簡《詩經·魏風》有可能與魏文侯有關。這裡所謂的“有關”，是假設安大簡《詩經》的祖本為魏人所抄寫，因此其對本國國風的稱呼就直接寫作“矦（侯）”，即魏文侯（或武侯）。這一假設如果能夠成立，則我們不僅可以判定該《詩經》抄寫者的國別，也大致可能確定抄寫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整理者《前言》說：“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對竹簡、竹笥殘片和漆片等三種樣品進行了年代檢測，測定其年代距今約二千二百八十年左右。其後，國家文物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進行了化學檢測分析，也確認這批竹簡時代為戰國早中期。”這樣，安大簡的年代，我們所分析的該《詩經》之祖本的抄寫時間應在魏文侯（或武侯）的時期恰能吻合。世間有這樣巧合的事情嗎？安大簡本《詩經》先經魏人抄寫初定型，後來想必又輾轉經歷多次傳抄講授，才成為我們今天見到的楚文字簡本。不論是魏人嫻習楚字，抑或是楚人抄寫魏本，總之都留下了經典發展流佈的匆匆的腳步的印跡。
作者简介：
胡平生，1945年生于上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吉林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62年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1978年入同校同专业为古文字研究生，师从裘锡圭先生。曾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与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论著（含合著与集体项目）有：《孝经译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阜阳汉简诗经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