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里耶秦简9-1871&9-2469&9-2471&9-1883&9-1893是一份官文书，其传递过程是“A县库→A县廷→迁陵县廷→迁陵库”，可分为“库□告县廷书”“丞欧告迁陵主书”和“迁陵守丞殷告库书”三个传递阶段。其中，“丞欧告迁陵主书”和“迁陵守丞殷告库书”在县廷的处理流程可归纳为“原件签署+抄件批转+原件存档/抄件送出”，即：①在原件上签署收文记录；②抄写文书正文部分，制成抄件；③丞欧/守丞殷批转抄件；④将“批转”意见转抄到原件上；⑤原件存档，抄件送出。此种处理流程是秦汉时期官文书传递流转的重要方式之一，可用于分析9-1871&9-2469&9-2471&9-1883&9-1893同类文书的流转情况。
关键词：里耶秦简；官文书；义陵用度简；文书流转；存档；文书笔迹
一、引 言
秦汉三国时期官文书的生成、传递流程及存档件、送出件的文书形态等问题，传世文献均未载，更没有档案原件流传，这极大地限制了学界对古代文书邮传及档案管理制度的认识，因此，早期文书档案史自然也成为中国古代档案史研究的一大难题。[1]20世纪以来，西北屯戍汉简、尹湾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等大批文书简牍的出土，让直接从材料入手讨论两汉、三国的文书档案制度成为了可能。但秦代官文书的生成、传递流程和档案管理的相关问题，学界仍然无从知晓。可喜的是，地不爱宝，2002年湖南湘西里耶古镇出土38000余枚秦代简牍，[2]数量超过已出土秦代简牍的10倍，其中绝大多数是迁陵县廷存档的文书档案，透露了大量秦代行政官文书的生成、传递、存档的重要信息，对于探究中国早期文书档案史的丰富内涵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故自简牍公布特别是《里耶秦简（壹）》《里耶秦简（贰）》出版以来，学界从具体材料出发，在秦公文书的形制、传送、保存以及行书方式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对秦代公文书制度形成了一些共识。[3]
里耶秦简中编号为9-1871、9-2469、9-2471、9-1883、9-1893的五枚残简可以缀合复原[4]，复原后可知是一份官文书，且信息量大，流程完整，较好地展现了文书在迁陵县的传递流转过程，是研究秦代官文书邮传和档案保存难得的材料。本文拟通过剖析这份迁陵县廷存档的“三程”文书，还原它在各传递阶段的样式形态，藉此窥探秦代行政官文书的生成、传递和存档等问题。
由于简文言涉义陵某物品用度之事，为后文称引之便，暂以“义陵用度简”指代该文书。现按照“义陵用度简”的阅读顺序将简文内容录写如下：[5-6]
Ⅰ.卅三年三月辛未朔癸未，库□敢言之：守府书曰：义陵□□□用度□五件，其取二件。迁陵今写守□□为信符一封……谒告迁陵。符到谒报，报署工用发。□。敢言之。/郑手。
Ⅱ.三月辛未朔己丑，库□敢言之：谒重。敢言之。/郑手。
Ⅲ.三月辛未朔□□，库□敢言之：谒重。敢言之。/郑手。
Ⅳ.四月辛丑朔壬寅，库……言之：书与以三追，谒重。敢言之。/郑手。
Ⅴ.四月辛丑朔己酉，库□敢言之：书与以四追，至今未报。谒重。敢言之。/郑手。
Ⅵ.四月辛丑朔庚戌，□……丞欧敢告迁陵丞主：移。敢告主。/□手。
Ⅶ.五月己丑日中，酉阳隶妾亭以来。/横发。
Ⅷ.五月庚午朔辛卯，迁陵守丞殷告库主：书皆已下，听书，以律令从事。/圂手。
Ⅸ.五月辛卯旦，隶妾□行。
首先需要对文书内容作简单梳理。[7]秦始皇三十三年三月以“辛未”为朔日，“癸未”是第十三日，“卅三年三月辛未朔癸未”即秦始皇33年3月13日；[8]“敢言之”是上行、平行文书用语；“郑手”是指文书由“郑”书写、经办，“某手”之前一般有斜线“/”，将落款与文书正文部分界隔开；“横发”是指文书由“横”签收和开启，“某发”之前一般也有斜线“/”进行界隔；“听书”“以律令从事”是下行公文用语，意谓按文书指示和律令要求进行办理。文书的主要内容是：Ⅰ.秦始皇33年3月13日，“库□”向其县廷发文。Ⅱ-Ⅴ.由于迟迟未收到县廷的“报书”，“库□”分别在3月19日、3月某日、4月2日、4月9日[9]先后四次追书“谒重”。县廷收到文书后，Ⅵ.4月10日，丞欧批转文书，遣人将文书送往迁陵县。Ⅶ.5月20日，文书送达迁陵县，由“横”签收和开启。Ⅷ.5月22日，迁陵县守丞殷批转文书，Ⅸ.遣人将文书送往县库。
据简文内容，可知“义陵用度简”完整的传递流程有“A县库□→A县廷”“A县廷→迁陵县”和“迁陵县廷→迁陵库”三个环节，笔者将这三个环节生成的文书分别称为“库□告县廷书”“丞欧告迁陵主书”和“迁陵守丞殷告库书”[10]。下文，将围绕这三个流转环节讨论各个环节文书的生成、传递和存档情况。
二、“丞欧告迁陵主书”的生成、传递和存档
为了方便观察和描述，笔者对照原简牍的书写格式，将“义陵用度简”制成示意图如图1：
图1 “义陵用度简”示意图
2.1 “丞欧告迁陵主书”送出县廷形态复原
分析文书内容，如图1，可知：“迁陵签署记录”和“迁陵守丞殷批转”两部分内容是文书传至迁陵县后，由迁陵方面书写；而“文书正文”（包括简背左下角的“郑手”）和“A县丞欧批转”两部分内容是前一站（A县）的内容和处理流程。再结合图版，可知“文书正文”与“A县丞欧批转”是两种不同的笔迹，理由如次：
第一，从书手上看：由落款签署可知，“文书正文”部分由“郑”所书，[11]而“丞欧批转”部分的书手名（图1中的“□手”）漶漫严重，但据字形轮廓可知绝非“郑”字。
第二，从书写风格上看：“文书正文”部分的字整体偏小、排列较紧、墨色较浅，而“丞欧批转”部分文字稍大、排列稀疏、墨色很深。二者风格差别较大，当属两种不同的笔迹。
第三，从文书内容上看：“文书正文”和“丞欧批转”是前后有序的两个部门的处理程序，虽然暂时不能排除经过转抄的可能性，但既然是两个部门的处理程序，因此完全具备有两种不同笔迹的条件。
第四，若认为“文书正文”和“丞欧批转”是同一种笔迹，等同于认为这两部分内容是经过转抄的。但观察简牍书写情况，Ⅶ、Ⅷ、Ⅸ三行书写十分局促、拥挤，显然是由于书写空间不足而采取的便宜之举；但反观“文书正文”与“丞欧批转”之间，却有较宽空行。如果文书确实经过转抄，抄写者无疑会注意到书写空间不足而直接将“丞欧批转”紧接在“文书正文”之后书写。正是因为文书未经转抄，不同书手“自顾自”的书写，未考虑后续的内容和空间，所以才会出现Ⅶ、Ⅷ、Ⅸ三行文字拥挤甚至叠压书写的情况。
综上四点，可以认为“义陵用度简”中“文书正文”（包括简背左下角的“郑手”）和“A县丞欧批转”是两种不同的笔迹。留存在迁陵县廷的文书还保留有前一站（A县）的两种笔迹，可知它必是迁陵县收到文书的原件，而送往迁陵县库的必定是一份文书抄件。因此，删除掉迁陵方面所书写的内容，剩下的内容自然就是文书刚送达迁陵时的原貌，亦即从A县传出时的原貌。如图2：
图2 “丞欧告迁陵主书”示意图（2种笔迹）
2.2 “库□告县廷书”四追文书送达县廷形态复原
图2即“丞欧告迁陵主书”送出A县时的形态，[12]下面再反推“库□告县廷书”四追文书传至A县廷时的形态。既然“库□→A县廷”是整个文书传递流程的第一个环节，那么县廷最终收到的“库□告县廷书”四追文书（亦即“义陵用度简”最初的原简）上必然只有一种笔迹，即“文书正文”部分。如图3：
图3 “库□告县廷书”示意图（1种笔迹）
2.3 “丞欧告迁陵主书”的生成、传递复原
前文已经复原了“库□告县廷书”送达A县廷时的形态（图3），及经过丞欧批转后送出 A县时的形态（图2）。接下来，进一步探析“库□告县廷书”在县廷的流转过程，即图3演变发展为图2的过程，亦即“丞欧告迁陵主书”的生成过程。
为指代之便，暂将“库□告县廷书”的四追文书用a5表示。[13]由于不清楚a5在A县的具体流转过程，因此只能在文书起始形态（图3）的基础上假设具体的流转程序，然后将推理所得的送出文书的形态与图2进行比较，以此验证之。
文书送至某站后，第一道程序就是签署收文记录。但文书的收发记录主要为本部门的档案管理工作服务，不属于公文正文的必备要素，因此一般不会出现在送出件上。[14]换言之，若在原件上签署收文记录，则是原件存档、抄件送出；若在抄件上签署收文记录，则是抄件存档、原件送出。那么，只需要再弄清“丞欧”是在原件还是在抄件上书写批转意见，就可以假设出a5文书在A县流转过程的所有可能性。如图4-1、4-2：[15]
图4-1甲类：“原件签署→原件存档/抄件送出”
图4-2乙类：“抄件签署→抄件存档/原件送出”
据此，现将甲类、乙类的四种流转情况假设分析如下：
假设甲1：原件签署→原件丞批→原件存档/抄件送出
文书a5送达县廷后，①签署人在原件上签署（=正文+签）；②丞欧授意书佐“□”在原件上书写批转意见，形成文书a5’（=正文+签+批）；③某书佐转抄文书正文和丞欧批转意见，制成抄件b（=誊正文+誊批）。下面将“假设甲1”中a5’、b的文书构成、书写笔迹与前文构拟好的图2对比如下：[16]
由上表可知，“假设甲1”中的送出件b与图2不符，故当排除。
假设甲2：原件签署→抄件丞批→原件存档/抄件送出
文书a5送达县廷后，①签署人在原件上签署（=正文+签）；②某书佐1抄制抄件b（仅抄写文书正文，不抄写签署），将抄件b递交丞欧；③丞欧授意书佐“□”在抄件b上书写批转意见（=誊正文+批）；④某书佐2将丞欧的批转意见誊写到原件上，形成a5’（=正文+签+誊批）。下面将“假设甲2”中的a5’、b的文书构成、书写笔迹等情况展示如下：
由上表可知，“假设甲2”中的送出件b与图2相符。
假设乙1：抄件签署→原件丞批→抄件存档/原件送出
文书a5送达县廷后，①某书佐1立刻抄制抄件b，签署人在抄件b上进行签署（=誊正文+签）；②将原件a5递交丞欧，丞欧授意书佐“□”在原件上书写批转意见，形成a5’（=正文+批）；③某书佐2将丞欧的批转意见誊写到抄件b上（=誊正文+签+誊批）。下面将“假设乙1”中a5’、b的文书构成、书写笔迹等情况展示如下：
由上表可知，“假设乙1”中的送出件a5’与图2相符。
假设乙2：抄件签署→抄件丞批→抄件存档/原件送出
文书a5送达县廷后，①某书佐1立刻抄制抄件b，签署人在抄件b上进行签署（=誊正文+签）；②将抄件b递交丞欧，丞欧授意书佐“□”在抄件b上书写批转意见（=誊正文+签+批）；③某书佐2将丞欧的批转意见誊写到原件a5上，形成a5’（=正文+誊批）。下面将“假设乙2”中a5’、b的文书构成、书写笔迹等情况展示如下：
由上表可知，“假设乙2”中的送出件a5’与图2相符。
以上“假设甲2”“假设乙类”（乙1、乙2）都与图2的形态相符，哪一种更合理呢？总结这三种传递方式，甲2是原件存档、抄件送出；乙类（乙1、乙2）是抄件存档、原件送出。其中，乙1与乙2的区别在于丞欧是在原件还是抄件上“批转”。仔细揣摩，笔者认为“假设甲2”的“原件签署→抄件丞批→原件存档/抄件送出”更合理。理由如次：
第一，“义陵用度简”是留存迁陵县廷的存档文书，前文已述，这枚简牍就是迁陵县收到的A县传来文书的原件。可见在迁陵县这一站，是将文书原件存档而另有抄件送往迁陵库。据此反推在A县的情况，有理由相信文书a5应该也是原件存档、抄件送出。
第二，因为文书的收发记录主要为本部门档案管理工作服务，所以一般不会誊抄到送出文书上。换言之，作为送出件的文书则是要经过誊写的，并且会省去文书收发记录等“非必要因素”，故简面比较整洁，这样也方便下一站签署收文记录。另外，送出件上保留着丞欧授意书写的批转（性质与“亲笔”相近），[17]应该是很有必要的。西北屯戍文书简中常见文书正文字迹与签署人姓名笔迹不同的情况，其实就是拟写文书时预先在签名处留空，以便责任人“亲笔”签署。将带有丞欧授意批转（约等于“亲笔”，未经转抄）的文书送出，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文书原件存档，可以保留文书笔迹、版面格式等原始信息，便于日后核验，利于本部门的档案管理；若存档的是抄件，就会失去原文书笔迹等原始信息。
第四，多程传递的文书，如果总是将最初的原件作为送出件，随着原件上内容的不断累加，必定会因为出于众手、笔迹不同、书写习惯不同等因素而显得十分杂乱。如某原件经过四次传递，那么至少就有5种笔迹。但如果送出的是抄件，则可以保证简面整齐，无论传递多少站，因为总会经过转抄，故送出件一般只有2种笔迹。
综上四点，笔者认为仅就“义陵用度简”而言，“假设甲2”的传递流程是最合理的。[18]
至此，文章已经复原了文书a5在A县的流转情况，弄清了存档文件a5’、抄件b的生成演变情况。这一步是复原“义陵用度简”整个传递流程的关键，因此笔者不厌其繁，反复强调，层层论证。以此为突破口，应用“假设甲2”的文书流转程序，向后推可探析“迁陵守丞殷告库书”的生成、传递问题，向前推可探析“库□告县廷书”的生成、传递等问题。
三、“迁陵守丞殷告库书”的生成、传递和存档
前文已述，迁陵县收到的文书即A县送出文书的原件，其形态如上文图2所示。下面，再用前文得出的“丞欧告迁陵主书”的生成、流转程序（“假设甲2”）推理“迁陵守丞殷告库书”的生成、传递和存档情况，最后将推理得出的存档文书形态与图1（即“义陵用度简”）进行比较，以验证之。
试将“迁陵守丞殷告库书”在迁陵县的生成、流转和存档情况分析如下：
文书b送达迁陵后，①签署人直接在原件b上进行签署（=b+签）；②书佐1抄制抄件c（只抄文书正文，[19]不抄写签署），并将抄件c递交守丞殷；③殷授意书佐“圂”在抄件c上书写批转意见（=誊b+签）；④某书佐2将守丞殷的批转意见誊写到原件b上，形成b’（=b+签+誊批）。下面将推理出的迁陵县廷的存档文书b’与“义陵用度简”的文书构成、书写笔迹等情况对比如下：
据前文可知，b上有“库□告县廷书”正文的笔迹和“A县丞欧批转”的笔迹，共2种，因此，b’上共有4种笔迹，与“义陵用度简”上的笔迹数量相同。由此可见，这里使用“假设甲2”复原的迁陵县存档文书b’与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这进一步说明笔者在前文复原的“库□告县丞书”在A县的流转过程，以及文书a5’、b的生成和传递流程是正确的。
“迁陵守丞殷告库书”在迁陵县廷的生成、传递情况既明，且存档文书b’的形态（图1，即“义陵用度简”）也是清楚的，那么送往迁陵库的文书抄件c的形态自然也“水落石出”了。据研究，在制作文书抄件副本时，不仅要抄写文书内容，还要将原文件的责任人署名照录于副本的同一位置，[21]但抄手的名字一般不会出现在副本中。[22]因此，“迁陵守丞殷告库书”简背左下角的署名仍然是保留原来的“郑手”。如图5：
图5 “迁陵守丞殷告库书”示意图
四、“库□告县廷书”四次追书的时间问题
由于“库□→A县廷”是“义陵用度简”的第一个环节，因此“库□告县廷书”不存在转抄、存档等问题，这里也不就文书的生成、传递情况多作讨论。前文已述，“库□”先后共五次向县廷发文（分别用a1-a5代指五次文书），但仅第一次文书a1的发文时间“卅三年三月辛未朔癸未”完整，其余四次的纪日干支均有残损，影响了对“库□告县廷书”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再讨论一下a2-a5的发文时间问题。具体如下：
第五次发文a5的时间是“四月辛丑朔□酉”，据张培瑜、饶尚宽、黄一农、许名玱等先生所列朔闰表干支推算，[23]四月符合“□酉”的日干支有“己酉”（4月9日）和“辛酉”（4月21日）。后文有县丞欧在四月辛丑朔庚戌（4月10日）批转a5文书的记录，说明a5必定在4月10日之前送达的。因此，第五次发文的时间只能是4月9日，即“己酉”。
第四次发文a4的时间是“四月辛丑朔壬□”，据干支朔闰表推之，四月符合“壬□”的日干支有“壬寅”（4月2日）、“壬子”（4月12日）和“壬戌”（4月22日）。前已推出a5的发文时间是4月9日，故第四次发文a4的时间只能在4月9日之前，即4月2日，亦即“壬寅”。
第二次发文a2的时间为“三月辛未朔□□”，“朔”下一字勉强可识，是“乙”或“己”。“库□”第一次发文a1的时间是三月辛未朔癸未（3月13日），前文已证第四次发文a4时间是4月2日，故a2的发文时间必定是3月13日至4月2日之间。在此时间段之内符合“己□”或“乙□”的日干支有：“乙酉”（3月15日）、“乙未”（3月25日）和“己丑”（3月19日）、“己亥”（3月29日）。3月13日送出文书a1，似不可能在一天后的3月15日又发出文书a2，故3月15日当排除。同理，如果a2在3月29日发出，而前文已证a4是在4月2日发出，中间还间隔着一次a3文书，3天内连续两次追书，显然也不合理。因此，又可排除3月29日。如此，则还剩下3月19日和3月25日。第一次发文a1（3月13）到第四次发文a4（4月2日）中间有两次发文（a2和a3），考虑到五次文书的发文间隔应该比较均匀，[24]不会时急时缓，笔者认为第二次文书a2的发文时间在3月19日是比较合理的。
若前论不诬，可以将“库□告县廷书”的五次发文时间依次记为：3月13日、3月19日、3月某日、4月2日、4月9日。仔细揣摩五次发文的时间，第一次与第二次、第四次与第五次发文间隔是6-7天，分布比较均匀，因此可推测第三次发文的时间大概在3月26日前后。
五、文书的完整流转过程
通过梳理“义陵用度简”的简文和传递流程，前文已经复原了这份由A县“库□”发出、最后留存迁陵县廷（抄件送往县库）的文书在三个传递阶段的形态，包括：文书a5送达A县廷时的形态（图3）、A县廷存档文书（a5’）和送往迁陵县的文书b的形态（图2）、迁陵县的存档文书（b’）和送往迁陵库的文书c的形态（图5）。至此，可以再进一步构拟出这份文书完整的传递过程示意图，如图6：
图6 “义陵用度简”完整流转示意图
以上示意图构拟的传递流程，都是在原件上进行签署、原件留在县廷存档、抄件送至下一站，即前文所述的“假设甲2”模式（原件签署→抄件丞批→原件存档/抄件送出）。使用这套传递流程构拟出的文书b’（4种笔迹，留迁陵县存档）与迁陵县存档文书的实际情况相符，构拟出的A县廷的送出文书形态（即迁陵县收到的文书的形态）与图2相符，可证笔者复原的这个传递流程对“义陵用度简”而言，是正确可行的。
六、余论
台湾“中研院”著名简帛文献学家邢义田先生曾感叹，秦汉公文书的传递问题以及所涉及的文书原件、抄件、存档、送出等问题，是一个目前无法全面解决且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却不能不面对的基本问题。[25]以“原件和抄件谁存档谁送出”为例，学界有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26]可见一斑。这些困难，一方面是由于材料不足，特别是“多程”传递的文书存在序列缺环[27]，影响了学界对文书完整传递流程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文书的传递方式不是固定、唯一的，并非总是高度规范的，同时还有其特殊性和灵活性。本文复原的“假设甲2”模式（原件签署→抄件丞批→原件存档/抄件送出）也只是秦汉公文书传递流转方式中的一种，因此只能用来探析“义陵用度简”同类文书，不能用以套用所有官文书的流转传递程序。[28]这提示学界在讨论秦汉官文书的流转程序时不能“一刀切”，用某一种流转方式去套用所有的文书档案；也不能“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用某一种流转方式去否认另一种流转方式。笔者相信，只要是以具体的材料为依据，使用科学合理的推理方法，复原构拟的文书形态又能与简牍相合，应该都是可行的、曾为秦汉时人所使用的文书传递流转方式。
里耶秦简作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巨、内容最富的秦代县级行政官文书，弥补了早期档案史料不足的遗憾，为研究秦代文书档案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像本文讨论的“义陵用度简”这样的档案文书，里耶秦简中还有很多，但往往残损较甚、释读困难，亟待缀合和编联复原——这有赖于考古学者和简牍学者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从文书学、档案学的视角对里耶秦文书简进行研究的还很不够，特别是逐一对每份文书的生成、传递和存档进行精细化的分析研究，显得格外匮乏——这又需要档案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力量的介入。因此，要对秦汉三国简牍文书档案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对秦汉三国官文书的邮传和档案管理制度进行深入解读，至最终书写中国古代文书档案史，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需要档案学和历史学、考古学、简牍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
七、注释与参考文献
[1]吴宝康、冯惠玲、刘永等先生将“档案”的起源追溯到甲骨卜辞和商周铭文，甚至将远古结绳记事、契刻、图画看成原始档案的萌芽或档案起源的基本形态。毛坤先生将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老子为柱下史，李财富先生将孔子删述六经、向歆父子校订群书、唐宋时人的文献编纂活动等，都作为“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以上所涉，前者不能算作是典型的文书档案，后者将文献整理与档案管理混为一谈，这都是因为一手史料不足而导致研究困难的直接体现。详参：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08-109;冯惠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0-23;刘永.档案学概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3-8;黄彝仲.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M].南京:南京德新印务局,1947:毛序1;李财富.中国档案学史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6-12.
[2][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前言1,释文123.
[3][6][18][21][26]如：陈治国先生从里耶秦简所见公文书的制作、种类、书写规范、封缄、传送、存档等方面概括介绍了秦代的文书制度；赵炳清先生讨论了文书的收发转批记录和特点，提出收文记录和送出记录只出现于存档文书的卓见；单育辰先生结合简文笔迹总结了简牍中的“某手”与文书转抄的诸多规律，提出了根据笔迹判定文书抄写、流转的可行的方法；邢义田、胡平生、杨振红、单育辰、游逸飞等先生以8-157、16-5和16-6、9-1至9-12等简牍为例，考察了文书的构成、存放形式、行书方式等相关问题；张驰先生讨论了《里耶秦简（壹）》所见的“往来书”的文书格式、笔迹规律和文书运作，归纳总结了“往来书”的撰作和处理程序。此外，陈伟、于洪涛、汪桂海、黎明钊等先生从不同角度对里耶秦文书简进行了相关研究和考察。详参：陈治国.从里耶秦简看秦的公文制度[J].中国历史文物,2007(01):61-69;赵炳清.秦代地方行政文书运作形态之考察——以里耶秦简为中心[J].史学月刊,2015(04):5-16;单育辰.里耶秦公文流转研究[G]//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99-209;游逸飞.再论里耶秦牍8-157的文书构成与存放形式[G]//卜宪群,杨振红.简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4-69;邢义田.湖南龙山里耶JI(8)157和J1(9)1-12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G]//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75-296;胡平生.里耶秦简所见秦朝行政文书的制作与传送[G]//卜宪群,杨振红.简帛研究二〇〇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54;杨振红,单印飞.里耶秦简J1(16)5、J1(16)6的释读与文书的制作、传递[J].浙江学刊,2014(03):16-24;张驰.《里耶秦简(壹)》所见“往来书”的文书学考察[G]//李学勤.出土文献（第十辑）,2017:164-179;陈伟.秦简牍简牍及所见制度考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58-80,41;于洪涛.从里耶简看秦代紧急公文种类与递送方式——兼谈秦汉《行书律》相关问题[J].档案学通讯,2018(06):83-87;汪桂海.从湘西里耶秦简看秦官文书制度[G]//卜宪群,杨振红.简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5-143;黎明钊,马增荣.试论里耶秦牍与秦代文书学的几个问题[G]//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5-73.
[4]简9-1883&9-1893由整理者缀合，9-2469&9-2471由杨先云先生缀合，鲁家亮先生将4片缀合（鲁家亮先生的缀合成果仅在“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内部讨论过，未单独公开发表），何有祖先生补缀9-1871。整理者缀合见注释[2]，其余详参：杨先云.《里耶秦简（贰）》简牍缀合续表[EB/OL].(2018-05-13)[2020-06-2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85;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里耶秦简（贰）》缀合补（贰）[EB/OL].(2018-05-15)[2020-06-2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94.
[5]此处录写的释文参考了《里耶秦简（贰）》释文、“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释文、《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释文及笔者的部分校释意见。详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123;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里耶秦简（贰）〉简牍缀合续表》等文读后记[EB/OL].(2018-05-15)[2020-06-2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92;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378-379;唐强.《里耶秦简（贰）》简9-1871&9-2469&9-2471&9-1883&9-1893字词校补[EB/OL].(2019-02-14)[2020-06-2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339.说明：释文行首的Ⅰ、Ⅱ、Ⅲ……，表示行第，非原简文字。释文中第Ⅱ行的“库”、第Ⅲ行的“未”、第Ⅳ行的“寅”、第Ⅴ行的“己”等是笔者补释出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便于理解，文中9行释文是按照文书的阅读顺序录写的。下面，再以“严式标准”按照原简的书写格式将释文移录如下：
卅三年三月辛未朔癸未，库□敢言之：守府书曰：义陵□□□用度□五件，其取二件。迁陵今写守□□为信符一封…谒告迁陵。符到谒报，报署工用发。□。敢言之。
三月辛未朔□□，库□敢言之：谒重。敢言之。/郑手。
三月辛未朔□□，库□敢言之：谒重。敢言之。/郑手。
四月辛丑朔壬寅，库…言之：书与以三追，谒重。敢言之。/郑手。 （正面）
四月辛丑朔己酉，库□敢言之：书与以四追，至今未报。谒重。敢言之。/郑〼
四月辛丑朔庚戌，□…丞欧敢告迁陵丞主：移。敢告主。/□手。/五月庚午朔辛卯，迁陵守丞殷告库主：书皆已下，听书，以律令从事。/圂手。/五月辛卯旦，隶妾□行。
五月己丑日中，酉阳隶妾亭以来。/横发。 郑手。（背面）
释文所使用的简牍符号说明：“□”表示漶漫残泐无法释读的字，一“□”表示一字；“〼”表示简牍残断且可确定有文字残缺；“…”表示残损字数无法确定者；“字”（外加方框）表示据残画所补之字。
[6][26]关于简牍文书的阅读顺序，胡平生先生、陈伟先生等均有论述，但言涉“读完正面后……要先读背面左起第一行”或“先读最下面的‘某手’（正面文书书写者的签署）”云云。今按：胡、陈二氏此处应该是说读完“正文”而不是读完简牍的“正面”，因为由于简牍正面空间不足而将内容顺延写到简背者不胜枚举。不过，无论是“正面”还是“正文”，恐怕都不是最直接的判定标准。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判定标准应该是“时间”，因此应该首先查看“文书开启记录”（简背左起第一行）中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前的内容属于“文书正文”，这个时间之后的内容属于在本站（郡、县）的处理程序。对文书内容进行了三段切分后，内部还有多次处理程序的，再分别按照时间先后确定阅读顺序。具体到“义陵用度简”，正是以时间为主要依据确定Ⅰ-Ⅸ的阅读顺序的。陈伟先生意见参注释[3]，其余详参：胡平生.读里耶秦简札记[G]//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学研究（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18,43-45.
[7]首先需要交代一下文书的性质。据文书内容来看，该文书的第一发起人是“库□”，传递方向是“库→县廷”；文书最后的处理程序是迁陵守丞殷的批转，传递方向是“县廷→库”。而在“库→县廷”传递环节中，县名之字残缺，巧合的是，该县批转文书的“丞欧”又与里耶秦简屡见的“迁陵县丞欧”同名。因此，极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份“库→县廷→库”的县内文书。但据“义陵用度简”的生成过程和里耶秦简所见秦县乡文书传递实例，可以确定它是一份跨县文书，下文将“库□”所在县用A代指，那么“义陵用度简”的完整传递流程应该是“A县库→A县廷（县丞欧）→迁陵县廷（守丞殷）→迁陵库”。详参：藤田胜久.里耶秦简所见秦代郡县的文书传递[G]//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94；藤田胜久.里耶秦简的交通资料与县社会[G]//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67.
[8]为了方便阅读理解，暂将简文中的干支纪日转写成阿拉伯数字表达，但实际与公元纪年的几月几日不同。权宜之法，请读者周知。
[9]“库□”追书、三追书、四追书的发文时间3月19日、4月2日和4月9日是笔者结合残字、干支朔闰表及发书间隔天数推理得出。此处为方便阅读和理解，先将日期写出，具体的论证过程详见后文。
[10]“库□告县廷书”“丞欧告迁陵主书”“迁陵守丞殷告库书”是先后衍生、紧密相连的三个传递环节，因此无法截然分开。“库□告县廷书”在A县廷完成流转后，自然地转化为“丞欧告迁陵主书”；“丞欧告迁陵主书”送达迁陵县后，自然又进入到“迁陵守丞殷告库书”的流转环节。因此，“库□告县廷书”送达A县廷时的形态也就是“丞欧告迁陵主书”的底本，而“丞欧告迁陵主书”送出A县时的形态也就是“迁陵守丞殷告库主书”的底本。下文在论述各个环节的文书生成、传递和存档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交叉的部分。
[11]试比较“文书正文”中几例比较清晰的“之”字图版（左）和书手“郑”的落款（右）如下：“之”字图版（摹写）对比：
、
、
、
、
、
“郑”字图版（摹写）对比：
、
对比以上“之”字，与
、
等形体的“之”区别明显，下部的折画、捺画一笔写成，圆润连贯，其特征典型，书写风格一致，虽然后面三例笔画不甚清晰，但笔势轮廓可见，应该是出自同一书手。两例“郑”字（共有5例，3例漶漫不可识，2例可识），前者见于第Ⅴ行，是“四追书”的落款；后者见于简背左下角，是“库□告县廷书”整份文书的落款。比较两例“郑”字图版，轮廓基本清晰，虽然右字左下部有残，但整体风格相似，结合文书内容和签署的一般规律，可以相信“文书正文”就是由“郑”书写。
[12]这里所说的“形态”主要是指文书内容和书写样式，不包括文书“载体”——即简牍本身。举例言之，在下文复原的图3只能展示“库□告县廷书”的内容和版式，但并不知道是“A县库→A县廷”的文书原件还是抄件（只有等弄清楚了“库□告县廷书”和“丞欧告迁陵主书”的传递流程之后，才能得知它是原件还是抄件）。这与前文复原的图2不同，因为通过笔迹分析，可以知道它就是从A县传往迁陵县的那份文书的原件。
[13]“库□”前后共五次向县廷发文，第一次发文用a1代指，“追书”“再追书”“三追书”“四追书”分别用a2、a3、a4、a5代指。详见下文第4点“‘库□告县廷书’四次追书的时间问题”。
[14][22]赵炳清.秦代地方行政文书运作形态之考察——以里耶秦简为中心[J].史学月刊,2015(04):13,5.
[15]图中的“原件丞批”指丞欧是在原件上进行批转，“抄件丞批”指丞欧是在抄件上进行批转。
[16]以下诸表构拟的文书形态中，“某（誊）”指某内容是经过誊抄的，“誊（某1+某2）”属于同一种笔迹；“某（写）”指某内容是亲笔书写（或负责人授意书佐书写），未经转抄，“某1（写）+某2（写）”一般是两种不同的笔迹（若书手是同一人，则是同一种笔迹）。另外，本文默认签署人和负责誊抄的人（包括抄写文书正文、县廷批转意见）不同，因此将“签署（写）”和“某（誊）”当成不同的笔迹，即按2种笔迹计算。当然，如果文书的签署人和负责誊抄的人是同一人，那么在计算“签署（亲）+某（誊）”的笔迹时就只能算作1种，而表格中“笔迹数量”相应减去一种即可。
[17]其实无论是丞欧“亲笔”还是授意书佐书写，从笔迹上看，都与文书“正文”部分笔迹不同。前文表格中的“某（写）”之“写”也主要是从笔迹的角度出发的，强调其未经过转抄，是原始的书写笔迹。虽然a5文书中丞欧批转部分是丞欧授意书佐“□”书写，但在性质上与丞欧“亲笔”并无差别，这与书佐誊抄“丞欧批转”部分作为存档之用，性质是不相同的。
[18]游逸飞在分析8-157的文书签署时说：“拆封时所作的记录应写于文书正本之上，而非拆封时尚未制作的副本。我们无法想象‘欣’（笔者注：文书8-157的开启者）会将拆封记录写在一块正反面均无字迹的空白木牍上，之后再誊录文书正文内容，使之成为副本。‘欣’的拆封记录必须写在正本上，才能有效检验文书传递是否有所拖延、不合规定。”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也是本文排除掉假设乙1和假设乙2“抄件签署”的原因之一。参注释[3]游逸飞文。
[19]此处的“文书正文”包括a5文书的正文和丞欧的批转意见。
[20]由于书写空间不足，“义陵用度简”上的“迁陵守丞殷批转”用双行小字写在“A县丞欧批转”之下，文字十分局促，且漶漫严重，故无法比较“迁陵县签署记录”与“迁陵守丞殷批转”笔迹是否相同。但前文注[16]已说明，笔者默认“某1（写）+某2（写）”是两种笔迹，因此这里将“义陵用度简”的笔迹种类标记为4种。
[21]参注释[3]单育辰文。
[23]详参：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M].济南:齐鲁书社,1987:225;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公元前722年～公元220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4;黄一农.秦汉之际（前220～前202年）朔闰考[J].文物,2001(05):59-64；许名玱.秦历朔日复原——以出土简牍为线索[EB/OL].(2013-07-27)[2020-06-2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71.
[24]在目前已公布的里耶秦简牍中，如本文讨论的这份文书追书次数多达四次者并不多，但可与8-755&8-756&8-757&8-758&8-759&8-1523这份“三追”文书的情况进行对比。后者四次发文时间分别是：卅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6月22日）、七月甲子朔癸丑（7月10日）、七月甲子朔庚寅（7月27日）、八月癸巳朔癸卯（8月11日），发文间隔约在半个月左右，颇有规律可寻。
[25]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G]//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四分）,2011:602.
[26]如：著名的“除邮人”简8-157，主要记录了启陵乡夫向县廷请示任命匄、成二人为本乡邮人和里典，县丞、县尉批转回复启陵乡之事。文书流程包括“启陵乡→县丞、县尉→启陵乡”，于振波先生认为文书8-157是“启陵乡夫→县廷”的文书原件，原件留存县廷，另制抄件送出；邢义田先生、胡平生先生则认为县丞、县尉在原件上批转，最终原件送出，而另制抄件存档；游逸飞先生分析认为文书在县廷的流转程序是“原件签署→原件批转→原件存档/抄件送出”。邢义田、游逸飞文参注释[3]，胡平生文参注释[6]，其余详参：于振波.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8-12.
[27]里耶秦文书简很多都是迁陵县廷作为“中转站”的存档文书，在迁陵之前还经过数次传递，但那些传递环节的文书形态，人们无从知晓。因此，要了解文书在迁陵县之前的传递流程和文书形态，就只能通过逻辑推理。这种方法就像“抽丝剥茧”，困难重重，但也是目前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最可行的方案。
[28]例如：简8-63是一份“旬阳左公田→旬阳县廷→迁陵县廷→迁陵司空”的三传文书，与“义陵用度简”的传递环节相似。但将文书8-63中迁陵方面书写的内容（收文记录和迁陵守丞的批转意见）删去后，剩下的内容（“左公田告县廷书”文书正文和旬阳丞的批转意见）只有1种笔迹，与“义陵用度简”的图2（2种笔迹）不同。因此，至少可以说在迁陵县的传递不能使用“假设甲2”的流转方式，文书在旬阳县廷的传递流程也可另作讨论。
本文原载：《档案学通讯》，2021年第２期
作者简介：
张显成，男，1953年生，汉族，成都人。1989年考入四川大学汉语史专业，先后师从经本植教授和赵振铎教授攻读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副所长（2008—2012）、所长（2012—2017.3），现退休返聘。主要从事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侧重于简帛和中医文献领域的有关研究。完成和正在从事的各级科研和教改项目多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3项，部省级项目11项。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奖和教学奖11项。在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26部，其中专著12部，主编12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
唐强，硕士，研究方向为秦汉简牍文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