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珊 |“宅兹中国”——何尊新說
★ “中國”二字最早见于“何尊”★
何尊是寶鶏青銅器博物館最重要的一件藏品。1963年秋，出土于寶鶏東北郊賈村鎮村民陳湖家後院斷崖，1966年9月，寶鶏市博物館王光永在市區廢品收購站發現此器，遂徵集爲館藏文物。1975年，因中國國家文物局調集全國新出土的文物精品籌備展覽，此器來到北京，馬承源先生在除銹時發現內底有銘文12行，122字（其中合文3），因其器主名“何”，遂定名爲何尊。因其器、銘均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2002年1月，中國國家文物局印發了《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何尊名列其中。
2006年7月，我因帶隊調查寶鶏青銅器博物館藏品，曾對何尊有長時間的觀察并作文字記錄。自從何尊發現銘文以來，至今已經過近40年的研究，銘文涵義逐漸清晰，但仍有些待考的疑難問題。近年由於古文字學的發達和古文字資料的大量刊佈，我們又看到了何尊銘文研究的新進展。本文擬根據調查記錄詳述何尊器形、紋飾、鑄造工藝，并重做銘文的釋文及考釋。
何尊的器物類型，屬於在商周之際流行的無肩圓體尊（觚形尊）。器形厚重，保存狀况良好。惟器底發現時已經有一個破洞，從初拓本看，損及周圍銘文五字“氏克”、“大令”、“廷”。其中“大”字殘剩字頭，“令”字殘剩字尾。從後來的拓本看，此洞似又有破損，“令”字完全不見，并傷及“隹”、“告”二字。此洞已用樹脂膠從外底補粘，碎裂的銅片亦粘在相應的位置上。今器外表及器底有複製時所采用白色脫模矽膠材料的痕迹。
總的來看，俯視尊口，口爲正圓形。尊體由上至下，可分爲口沿、頸、腹、圈足四個部分。頸與腹、圈足之間，有兩條窄素面凹帶作爲間隔，明顯可分爲三段。口沿與頸的分界，自外壁看不清楚；但從內壁看，自口沿以下開始，就緩慢向圓角正方形過渡，頸部、圈足截面也都是圓角正方
形。腹部截面爲前後略長的圓角長方形。爲下文描述時指稱的方便，現規定以閱讀銘文的方向爲正面。有關測量數據見下表。
何尊數據（單位：cm）：
一、器 形
尊口爲圓形，大敞口；口沿外捲延展近于水平，沿面較寬；厚方唇，唇壁接近垂直。口沿以下緩慢收束成頸，頸下壁曲綫近于斜直。頸、腹之間，有素面凹帶爲間隔。尊腹微鼓，因外壁紋飾堆高，腹內壁隨之凹陷，自內、外壁來看最大腹徑，都居于腹中部。下腹壁略內收，形成腹內圜
底。腹與圈足之間，亦間隔以素面凹帶。圈足上壁向外斜侈接弧綫展成水平，又垂直向下折成高臺階狀，折棱既薄且銳，臺階之壁與唇壁是上下呼應的兩段垂綫。圈足底沿較寬，向內傾斜形成倒鈎。自圈足內壁看，臺階之折棱處爲圓轉角。圈足內壁與尊外底之間，有四個三角形支撑結構，分
置于圈足內壁四邊正中。
以素面凹帶爲界，尊體上、中、下三段高度之比例，即口沿至頸底：腹：圈足≈16：12：10。
平視尊外壁，可以圓轉角爲界，比較明顯地分成四面，四面中綫均隆起透雕扉棱。
二、紋 飾
何尊上段紋飾帶，飾以四個三角紋與兩組獨體龍紋的組合。
四個三角紋以獨體龍紋帶之上緣細陽綫作爲底邊。相鄰三角紋的兩底角之間留有小間隙。三角紋兩腰作弧形細陽綫，相交于扉棱處爲其頂角。以扉棱爲對稱軸，三角紋內飾兩條變形淺浮雕倒龍紋，龍紋身體與三角形兩腰弧度相等，龍身與三角形斜邊之間有一獨立的橢圓形的目紋，以凹短綫爲瞳孔。龍身附有四段羽紋分支，以象徵其首、足、羽。
三角紋下的獨體龍紋共有四個，以左、右扉棱爲界，分爲前後兩組。每組各以前、後扉棱作軸對稱。作爲對稱軸的扉棱兩側有淺浮雕紋飾，組成“非”字形；再向兩側各置一條淺浮雕獨體龍紋，左、右兩龍紋首部向對。龍首似蛇，有一對凸目，具短陰綫瞳孔。口部向下，首後接“5”字形曲折的身、尾，尾部上揚內捲。無足。龍身有“3”字形陰綫勾勒，以表示鱗紋。
尊腹部以左右扉棱爲界，前、後各飾一組大獸面紋。每組大獸面紋以前後扉棱爲鼻梁及額中綫，向兩側軸對稱展開。獸面有半球狀突出的目，以深凹圓點表示瞳孔，陰綫勾勒“臣”字形眼眶，眼眶上臥一道浮雕粗眉，以短縱陽綫表示眉毛。裂口，鼻翼翻捲，下頜上捲，末端露微捲的短齒，捲齒高聳出器表。頭上有捲角，角根粗壯，角分11節，呈“C”字形內捲，角尖亦高聳出器表。頭後有浮雕“心”字形耳，以陰綫表示耳孔、耳廓。獸面後側竪立一個大羽紋，以表示簡省的獸身及尾、羽；大羽紋下置“C”字形的足、爪，爪分三趾，爪後連一個小羽紋以表示爪距。獸面的額、鼻、頰、頜、身、尾、足、爪等浮雕表現的部位，均以陰綫羽紋勾勒其細部。
圈足上壁以左右扉棱爲界，前後也裝飾一組浮雕獸面紋。此獸面有橢圓形的目，短陰綫瞳孔，鼻翼翻捲，下頜上鈎，心字形小耳上有十字陰刻，“C”字形捲角，以細陰綫表示分爲8節。獸首後分置一個表示身、尾的大羽紋。圈足上的獸面紋省略了眉、足爪等部位，比腹部獸面簡略。
以上三段紋飾帶，在主體紋飾的間隙，均填飾以細密的陽綫雷紋。按照裝飾部位的不同，雷紋也作不同的處理，表現出幾種不同的形式及其組合關係。1、圓角方形單螺旋大雷紋，一般說來，在陽綫浮雕所圍成的一個較小的區域內，僅裝飾一個大雷紋，例如腹部獸首捲角與捲齒的空隙、頸部龍紋捲尾的空隙等；2、三角狀雷紋，例如三角紋頂點附近裝飾的長三角雷紋，3、中、小型單螺旋或雙螺旋雷紋及其組合：這類雷紋多呈“T”、“S”形組合，往往填飾于較窄長的空隙，或者小型與中型雷紋組合使用，以分割、鑲嵌或襯托大雷紋。
四面扉棱形式相同。每面的扉棱，以素面帶爲間隔，也可以分爲三組。上段一組扉棱，有兩對相對的齒牙以及最上面的一個單獨的長齒，長齒起始于口沿外壁下，沿水平方向外展，其末端又下折，大大超出尊口沿唇壁，長齒形狀勾勒幷誇大了口沿翻捲的趨勢。在中段腹部，每條扉棱由一個獨齒和一對相對的齒構成，其上兩齒有斜上外展的分支。下段圈足扉棱，每組只有一對齒，其下齒斜而向下外展而又有一個向上的勾，斜下外展的部分，勾勒幷誇大了圈足壁向外斜侈的趨勢。扉棱既寬又厚，均以鏤空手法表現，三組扉棱各有一對鏤空處呈“T”字形的齒牙。未鏤空的部分，有細陰綫羽紋勾勒齒牙的形狀。自正面看，兩側扉棱如同短翅。
據上述，何尊器形圓中寓方，柔中有剛，其紋飾采用了高浮雕、淺浮雕與减地陰綫、陽綫相結合的手法來表現，其主與次、繁與簡對比得當，是所謂“三層花”紋飾類型中比較繁複的代表。鏤空的扉棱使得厚重的尊體有靈動之感，又勾勒幷誇大了器形綫條的趨勢，綫條有向兩側延伸的錯覺。雖然尊體是上寬下窄，但尊體高度與最上面兩個扉棱的間距相等，整個器形略呈高度與底邊相等的倒置等腰三角形，而圈足下折的垂直部分甚高，起到穩定作用。器形與紋飾的完美結合，使何尊器形特別莊嚴厚重、裝飾特別豐富瑰奇，給人以壯美的感受。
三、鑄造工藝的觀察
觀察可知，何尊應由一塊內範、十二塊外範（其中四塊腹範上嵌8塊活動範）、一塊底範渾鑄而成。每塊腹壁外範上各嵌設一個角尖範、一個齒尖範，總共8塊活動範。內範隨尊腔形狀。與前後腹外範浮雕獸額、鼻梁相對應處，其內壁隨外壁形狀凹陷，則內範此處應該凸出。自內壁看不到銘文範片邊緣的痕迹。因爲尊底不容易被打磨，我們懷疑，銘文可能是
直接刻在內範上，或者銘文範的泥片在軟濕的時候就貼在內範上，幷且其邊緣被處理得很好。
內範與外範合範處應在口沿部，但此處打磨極好，不見絲毫範綫。外範有垂直分範和水平分範兩種情况。各條扉棱的內側雖經打磨，但仍然留下了很多範綫痕迹。據此可知，外範沿扉棱垂直分爲四個部分，扉棱即是相鄰兩範合範處。
由于何尊體積較高大，應有水平分範，以减少脫範的難度。水平分範最好就是在兩條素面凹窄帶處，將外範分爲上、中、下三部分。但素面帶打磨極爲光滑，難尋範綫痕迹。
經過觀察，腹、圈足之間的水平分範證據有二：1、正面腹部扉棱與圈足扉棱錯位，圈足扉棱偏向左側約12.5px，其上的垂直範綫與上面扉棱的範綫不在一條直綫上，因此，這是此處圈足范與腹範分爲兩塊的證據之一。2、正面腹右獸面鼻翼下緣被削平（此處獸足部份亦鑄造不精），與左邊比較，差12.5px左右。這說明在合範時，由于腹右外範稍大于左範，左右兩範上緣對齊時，右範的下緣就擠占了腹、圈足之間素面帶的位置。因此采取削掉腹右外範下緣的方法，來保證此處素面帶的寬度。由以上可見，腹、與圈足之間存在水平分範，分範處就在素面帶上。
頸與腹之間的水平分範痕迹也十分難找。後腹左獸面的獸角擠掉了其上素面帶一半寬度，其上的頸部紋飾亦微微偏下。我們認爲，如果此處頸、腹是一塊範，那麽設計外範花紋時，决不會發生這種失誤。這種失誤，也只有在頸、腹之間采取水平分範，組裝上、下范塊時才會發生。因此尊頸、腹之間也存在水平分範。
何尊腹部獸角尖與獸齒尖均聳出器表，一次脫範的難度非常大。經觀察，角尖采用嵌在外範上的活範塊鑄就，其活范塊的範綫痕迹，分別位于前左角第8節、前右角第9節、後右角第8節，後左角第9節。這些痕迹雖經打磨，但仍可辨認。齒尖應與角尖采取同類的活範塊，但範綫痕迹多被打磨掉了。
外底範與外範的合範處應在圈足底沿處。圈足前後內壁隨獸面鼻、額的凸起而有凹陷，說明外底範此處爲凸出的形狀，與內範腹部情况類似。
在素面帶上可以觀察到兩三個模糊的墊片痕迹，因爲尊壁較厚，墊片多被融入；打磨又好，所以多數墊片都看不見。
左右兩條扉棱的最上一齒皆爲補鑄，其痕迹明顯。
整器打磨光滑。扉棱處外側打磨好，內側範綫打磨未盡。外底及圈足內壁未經打磨。
器表無銹處呈銀灰色，說明青銅成分中的鉛、錫含量較高。器表外壁及腔體內壁銹蝕不嚴重，口沿內外壁多成片翠綠色銹斑。綠銹剝落處，可見紅色銹斑。
四、銘文新釋
下面根據最新研究，先釋寫銘文如下：
隹（唯）王初
（遷）宅于成周，復爯（稱）珷（武）王豊（禮）祼自天。才（在）亖（四）月丙戌，王
（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逑玟（文）王，肆玟（文）王受茲大[令（命）]。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
（辥）民。’烏（嗚）虖（呼）！爾有唯小子亡戠（職），
（視）于公氏有
（功）于天，
（徹）令（命）敬享哉！
王龏（恭）德，谷（欲）天臨我不每（敏）。”王咸
（誥），何錫貝卅（三十）朋，用
公寶尊彝，隹（唯）王五祀。
下面來解釋字詞並疏通文義。
“
”，讀為“遷”，字從“
（
）”聲、右下角之“奐”爲加注聲符。該字又見於大盂鼎（《集成》02837）：“亟畢遷自厥土”和宜侯夨簋（《集成》04320）“遷侯于宜。”這三例字形雖各有殘泐，但彼此對看，可以確認都是“
”字。《說文·舁部》“
（
）”字有異體作“
（
，古文作
）”，何尊銘文此字若除去加注聲符“奐”，剩余的部份與《說文》“
”字相當，左側即“
”。類似的“
”旁寫法，也見於新蔡簡乙四031號簡、上博五《競建內之》篇第6號簡等。[1]
《左傳》定公六年：“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其政，以定楚國。”楚國都稱“郢”，“遷宅于成周”與“遷郢于鄀”文例相同，都是講遷都。
“復爯珷王豊祼自天”當做一句讀。“爯”，舊或釋為“
”，據拓本，是“爯”字無疑。“爯”讀爲“稱”訓爲 “舉”，《書·洛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爯（稱）”即“舉行”的意思。過去或將此句讀作“復爯珷王豊，祼自天”，但近年發現的內史亳同（舊稱觚）銘文：“成王錫內史亳豊祼，弗敢虒（失），作祼同。”[2]可證“豊祼”是一個詞，應即“祼豊（禮）”的倒文，是大名冠小名的結構。“珷（武）王豊（禮）祼”，武王所舉行過的祼禮，或省稱“珷祼”，見德方鼎（《集成》02661）：“隹（唯）三月王在成周，
（延）珷（武）祼自
（郊）。”德方鼎之“郊”是祭天之所[3]，何尊之“天”，可參看記載武王祭天的天亡簋銘（《集成》04261）：“王祀于天室”。曲英杰、蔡運章都指出天亡簋之“天室”是指太室山，即嵩山，林沄贊同其說，幷撰專文討論。[4]三位先生的看法可稱定論。何尊銘文用作處所的“天”也是指太室山而言，與德方鼎之“郊”名異而實同。何尊及德方鼎銘文都記載從天室（即成周之郊）開始舉行祭禮，都是再次舉行武王舉行過的祭禮。
周原鳳雛甲骨H11:20“祠自蒿（郊）于豐”[5]、H11:117：“祠自蒿（郊）于周”，“豐”與“周”相對而言，“周”是鎬京。[6]這兩條卜辭文例相同，可能是選擇貞問，在宗周之郊開始祭祀，之後往豐京還是鎬京，目的是在宗廟中祭祀先祖。何尊及德方鼎銘都省略“于成周”，但下文說王訓誥宗小子的地點“京室”，京室即成周內的周王宗廟。
“四月丙戌”，《西清續鑒甲編》卷一第36頁著錄的方鼎銘：“惟四月在成周，丙戌，王在京宗，賞在安□□□貝，用作寶尊彝。”唐蘭指出“京宗”即何尊之“京室”；李學勤又指出此器與何尊銘文時間地點相同，所記顯然是同一事。[7]
“逑”字的考釋，請參看陳劍的文章。[8]逑，匹配，輔佐。“昔在爾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是說宗小子的父輩能逑匹文王，因此文王接受了上天賜給周邦的大命。銘中“大命”兩字雖殘，據傳世文獻及眾多金文的文例，可以補足。
“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
（辥-乂）民。”“廷告于天”，在大室之廷告于皇天上帝。“中或”，讀“中國”，是“中土”、“中域”的意思。何尊銘文之所以得到重視，很大程度是因爲在出土文獻中首次出現“中國”二字。傳世文獻中，則首見于《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梓材》是成王訓誥康叔封，其年代與何尊相近。
“
（辥-乂）”字金文多見，王國維指出此字就是文獻中的“乂”、“艾”之本字，[9]訓為“治”。晋姜鼎銘（《集成》02826）：“辥（乂）我萬民”，與何尊銘“自之
（辥-乂）民”文例最接近。[10]
以上周王所引述武王圖謀定都中國之事，亦見于《逸周書·度邑》、《史記·周本紀》。《尚書》的《召誥》、《洛誥》都有“其自時中乂”句，《逸周書·祭公》也說：“尚皆以時中乂萬民”，與何尊銘“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
（乂）民”可對讀。“時”讀爲代詞“是”或“之”，“時中”就是此天下之中國。
“爾有唯小子亡戠（職），
（視）于公氏有
（功）于天，
（徹）令（命）敬享哉！
王龏（共）德，谷（欲）天臨我不每（敏）。”一句，過去的理解有很多歧義。下面介紹一些新的材料和意見。
“爾有”，第二人稱複數代詞，你們這些人。傳世文獻中有“爾有神”（《書·武成》、《左傳》襄公十八年）、“爾有衆”（《胤征》、《湯誓》、《湯誥》、《泰誓》）、“爾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多方》）、“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周官》），皆是其例。
“唯小子無職”是“爾有”的同位語。“唯”，表示强調的語助詞。“無職”是“小子”的後置定語。“唯小子無職”即沒有具體職務的同宗小子。
“
”，從“同”、從“爵”，其異體或增從“廾”旁作“
”，或從“廾”、從“爵”作“
”，在甲骨、金文中比較常見，學者有多種解釋。[11]該字在金文中的用法有兩種，都見於四十二年逑鼎：“
（恭）勤大命”、“有
（功）于周邦”。與後者相似的文例見于乖伯簋（《集成》04331）：“有
（功）于周邦”和叔夷鎛（《集成》00272-00285）：“有共（功）于桓武靈公之所”等，以及柞伯鼎銘（《文物》2006年5期68頁圖1）：“有共（功）于周邦”，是此字當據“共”聲讀為“功”的定點。[12] “
”，從視、氏聲，“視”訓爲“比”、“效”，《廣雅·釋言》：“視，比也”，《廣雅·釋詁三》：“視，效也”。“視于公氏有功于天”即效法你們的父輩之對天命有功。
“徹令（命）”，達天命。《詩·小雅·十月之交》：“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毛傳：“徹，道也。”鄭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左傳》昭公二年：“徹命于執事。”杜預注：“徹，達也。”“敬享”，下奉上曰享，“享”訓為“獻”。句義為宗小子達天命事君王。
“
”，相當於《說文》“惠”字古文“蕙”的上半部份，此字屢見于甲骨文及金文，李學勤、黃天樹等學者指出該字應訓爲“助”。近出清華簡《皇門》篇的第3、4、5、9、12號簡有一個從“
”聲之字，今本《皇門》與之對應的字皆作“助”，是同義換讀，詞義已非常明曉。[13]陳劍指出《尚書·多方》：“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之“惠”亦是“助”義。
“龏德”，叔向父禹簋（《集成》4242）：“共明德、秉威儀”，“共”、“秉”對舉；競孫鬲（《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03036）：“龏持明德”。“龔”皆應讀為“共”，是“秉持”、“奉持”一類的意思。“
王龔德”即輔助周王秉持明德。
“谷”讀爲“欲”，訓爲“願”，《尚書·召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毛公鼎（《集成》02841）：“俗（欲）我弗作先王羞”、“俗（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艱”。後一句亦見師詢簋（《集成》04342），讀爲“欲”之字就寫作“谷”，與何尊銘文同。
“臨”，過去常釋為“順”讀為“訓”。最近謝明文指出，該字應視爲“臨”字的異體，是“護視”的意思。[14]“欲天臨我不敏”，希望上天能够護視我們這些不够聰敏的人。“我”與“不敏”是同位語，“我”，第一人稱複數，我們。“不敏”，自謙之辭。
據上述理解，周王的訓誥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你們的父輩幫助文王接受了天命。2、武王克商以後，圖謀建都中國，目的是從這裏統治天下萬民。3、希望宗小子向父輩學習，輔助周王秉持明德，繼續受天命。其中第1點與第3點有因果關係，第2點是遷宅成周的原因。
何尊的年代有成王和康王兩種看法，持成王說的學者較多，其論據是銘文中提到文王和武王，則作器在成王時代。但成周在西周最早稱“新邑”，“成周”的名稱較晚出，并且成周之“成”很可能與成王之謚法有關。設此不誤，則凡是銘文中出現“成周”的器物，必作于成王歿後。最重要一點是，據《書·洛誥》記載，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始就居新邑。所以，何尊年代屬康王的看法仍值得重視。[15]
如果何尊銘文所見“五祀”是康王五年，關係到如何理解“遷宅”的性質。“宅”是居處。“遷宅”即遷徙居處。近年發表的清華簡《楚居》篇，記載了各代楚君的居處和遷徙，可以看到楚君常在多個都邑之間遷居。有周一代的都城，不僅有宗周地區的豐、鎬（金文作“
京”）[16]二都和東都成周，還有穆王以下都西鄭（《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引《竹書紀年》），懿王自鎬徙都犬丘（見《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下注、《世本·居篇》）。[17]周王在上述各個都邑之間移居也是常態。何尊銘文所見的五祀遷宅，或是因爲康王即位的地點是在宗周的豐或鎬，至五祀之時才初次遷居至成周，與《楚居》所見楚君之徙居是類似的情況。
何尊的作者，根據我們的理解，他是周王的同宗小子，在周王這次訓誥時他尚無具體職務。他受賜貝三十朋，為
公作祭器，“
”字從“曳”，即“遺”字聲符。
公亦不可考。
何尊是迄今爲止最重要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銅器。尊銘記錄了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度邑、康王遷都作訓誥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天命觀和君臣觀；其銘文字體典雅莊重，代表了西周早期的書法風貌；其器形雄偉碩大，紋飾精美，代表了西周早期青銅器鑄造工藝的頂峰。因此，何尊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吳鎮烽：《內史亳豐同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第30-33頁；王占奎：《讀金隨札——內史亳同》，《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第34-39頁。
[3]李學勤《釋郊》，載《文史》第36輯，頁7-10，中華書局1992年。
[4]林沄：《天王簋“王祀于天室”新解》，收入《林沄學術文集》166-173頁，1998年12月。曲英杰：《先秦都城復原研究》，127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蔡運章：《天亡簋與武王東土度邑》，《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收入《甲骨金文與古史研究》271-289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5]李學勤：《周易溯源》199頁註釋1，巴蜀書社，2005年。
[6]何景成曾詳論傳世文獻及西周金文中的“周”是指宗周鎬京，見其著《應侯視工青銅器研究》，233-240頁，收入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
[7]唐蘭：《何尊銘文解釋》，原載《文物》1976年第1期，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193頁，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李學勤：《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38-45頁，文物出版
社，1990年。
[8]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2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9]王國維：《觀堂集林》第279頁，中華書局，1959年。
[10]參看日月（謝明文）：《楚大師登編鐘淺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09年2月27日，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707
[11]其中較值得重視的是裘錫圭釋讀為“庸”的意見，裘錫圭：《甲骨文中幾種樂器的名稱——釋「庸」、「豐」、「鞀」》，《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頁204注2；張富海：《讀新出西周金文偶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頁235。
[12]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4期。甲骨文中的字形參看王子揚：《甲骨文舊釋“凡”之字絕大多數當釋爲“同”——兼談“凡”、“同”之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1年7月14日，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88。
[13]李學勤：《試論董家村青銅器群》，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第98-105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黃天樹：《禹鼎銘文補釋》，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60-68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166頁注〔一二〕，167頁注〔一九〕，中西書局，2010年。劉洪濤：《清華簡補釋四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1年4月27日。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79。楊安：《“助”字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1年4月26日發表，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77。何樹環：《金文“叀”字別解——兼及“惠”》，《政大中文學報》第十七期，2012年6月，223-266頁。
[14]謝明文：《說臨》，未刊稿。
[15]王恩田：《“成周”與西周銅器斷代——兼說何尊與康王遷都》，收入《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0-59頁。李學勤：《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981年1期，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16]李學勤：《王盂與鎬京》、《再說鎬京》，收入《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李學勤卷》，184-190頁，萬卷出版公司，2010年11月。
[17]厲王出奔彘，稱“汾王”（《詩·大雅·韓奕》），金文作“豳王”（豳王鬲，《考古與文物》1990年5期40頁圖11.6），其情況比較特殊。
何尊内底部铭文拓本
作者簡介：董珊，1972年生，吉林长春人。1992年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专科毕业；199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至2004年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出站后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商周教研室任教。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兼及青铜器和先秦两汉历史与考古。迄今为止，发表论文近百篇。研究范围包括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东周铜器、兵器、玺印等题铭文字，也涉猎先秦两汉简帛文献和传世文献整理等方面。已出版专著有《吴越题铭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简帛文献考释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