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及參考文獻：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商代金文的全面整理與研究及資料庫建設”（項目編號16CYY031）、復旦大學“雙一流”建設人文社科一流創新團隊項目“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子課題“商周金文拾遺——《集成》、《銘圖》、《銘續》未錄金文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IDH3148004/005）的資助。[1]http://www.microfotos.com/?p=home_imgv2&picid=2565720。[2]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安徽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302-306頁。[3]沇兒鎛（《集成》00203）“龢
（會）百姓”之“
（會）”用法與之相同。[4]金文中一般隸作“倗”的字，本文皆徑作“朋”。參看黃文傑：《說朋》，《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第278-282頁。[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6]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參看黃錫全：《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辯證——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李守奎：《楚大師辥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辥慎編鎛補釋》，《出土文獻》（第五輯），中西書局，2014年，第21-27頁。[8]器銘“子”字，《集粹》釋文筆誤作“士”。[9]參看徐寶貴：《金文考釋兩篇》，《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5期。[10]《說文》認爲“剌”字从“束”，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此說有誤。于省吾先生認爲“剌”左旁與甲骨文中的“
”爲一字（于省吾：《釋
》，《雙劍誃殷契駢枝》，藝文印書館，1975年，第23-30頁）。裘錫圭先生進一步認爲“
”是“
”的初文（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0頁。又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6頁）。[11]張天恩：《論畢伯鼎銘文的有關問題》， 《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02-210頁。[12]諸家之說可參看白於藍《金文校讀三則》，《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13]楚大師鄧乂慎編鐘（《銘圖》15511-15518）“萬年毋改”之語可合觀。[14]湖北省博物館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6年。[15]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16]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6-170頁。[17]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4月29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6#_edn6。[18]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6-170頁。[19]研究者或認為團山M1就是剌及其夫人的合葬墓，參看馮峰：《鄭莊公之孫器新析——兼談襄陽團山M1的墓主》，《江漢考古》2014年第3期。
圖1
圖2，蓋銘照片及拓本
圖3，器銘照片及拓本
（圖1-3轉引自《集粹》第302-306頁）
補 記：
拙文曾署名謝雨田，發表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24，2016年1月13日）。此次發表稍作改動，主要觀點未變。拙文在網站發佈後，黃錦前先生亦在同一網站發表《鄭人金文兩種讀釋》一文（2016年1月14日），又2016年9月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卷第278頁）0517號亦著錄了封子楚簠銘文，釋文與拙文基本相同，讀者可參看。
（本文原載：《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輯，如引用請據原文。）
作者簡介
謝明文，湖南邵陽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