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4日晚7点，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主办的“含弘大讲堂”第二讲在336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请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宗焜先生，题目为“宋刻薛尚功《款识》的版本优长”。讲座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献所所长孟蓬生教授担任主持。

李宗焜先生先是介绍了宋代薛尚功所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五种通行本，即：明万历十六年（1588）万岳山人刊朱印本；明崇祯六年（1633）朱谋垔校刊本；清嘉庆二年（1797）阮元刻本；清嘉庆十二年（1807）平津馆临宋写本；缪荃孙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陆亮友桐氏据汲古阁本抄校本，并分别对这五种通行的本优长与不足作了概述。容庚先生评价道：“万岳山人本铭文讹舛，考证删节，其劣不待言。朱本较佳，孙本差近朱本，缪本在孙本与阮本之间，阮本为下。”李先生基本赞同容说，但其认为孙本在某些方面不一定差于朱本，二者不相上下，可作互补。李先生指出各通行本中所谓“手书”“影钞旧本”“旧钞”“写本”等字样并非指薛尚功之手稿，各种刻本无一根据宋石刻本，其所据“写本”乃传抄本。

接下来，李宗焜先生讲解了关于《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拓传本的收藏情况：黄丕烈收藏卷7-16、卷19、卷20；史语所收藏卷17；考古所收藏卷18；上海图书馆收藏卷14、卷17、卷18、卷20；另1-6卷亡佚。李先生指出，黄丕烈藏本反映了宋拓本之原貌，价值极大。另，上海图书馆藏本其重见之处往往品相更好，可以互相参证，其跋语独多，亦甚可贵。

最后，李宗焜先生通过对宋刻本、宋拓本与传世本之间的对校以及本校的方法，论述了宋刻本、宋拓本的版本优长。李先生亦指出，宋刻本虽价值大，但也有少数宋刻本在校对等方面不如后世版本。关于古籍版本问题，李先生强调：第一，版本有许多需要留心的地方，不可尽信前人描述；第二，不可尽信出版品，原印本也要警觉；第三，宋拓《款识》版本有绝对优长，但也有不及，应实事求是看待。

在提问交流环节，我所2019级博士研究生叶磊提出“宋代器物为何以摹刻本而非拓本的形式流传”的问题。李宗焜先生认为在古代拓本的流传比较困难，这与拓本流传的数量、当时的技术、所摹/拓之实物是否存在、器物收藏者等因素有关。苏文英老师就“黄丕烈藏本如何证明为宋拓”这一问题向李宗焜先生请教。李宗焜先生指出，这是从各种角度来看的，据其纸张、墨色以及与同时代之物作对比可判定其乃宋朝之物。李发教授又提出“黄丕烈藏本与史语所藏本、考古所藏本来源是否相同”的问题。李宗焜先生认为黄丕烈藏本、史语所藏本以及考古所藏本皆出自同一部书，后因某种原因而被分散出去。

讲座最后，孟蓬生教授总结指出，对于李宗焜先生提出的三点建议，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重视文献版本对于古文字研究的价值，在利用前人的古文字著录书时，要注意其版本，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