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由西南大学和中国诗经学会联合主办的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诗》类文献专题研究在西南大学举办。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的方式，主会场设在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来自安徽大学、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佛罗里达大学、吉林大学、荆州博物馆、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彰化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20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30多位学者参会发言，另有百余位听众在线上和线下旁听。

与会人员（部分）线上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西南大学文献所副所长王化平教授主持。中国诗经学会会长王长华先生首先进行致辞，他对西南大学承办此次会议表示热烈地祝贺，并指出将传世文献和以简帛材料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已经成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重要时代特征。相信在各个领域学者的潜心研究和通力合作下，未来简帛诗经类文献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接着，中国诗经学会原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郑振峰先生进行致辞，郑先生简单介绍了中国诗经学会的相关情况，提出此次会议的举办是十分有意义且必要的，出土文献的发现将极大地推动对诗经学和简帛文献的研究。最后，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孟蓬生先生代表主办方进行致辞，对与会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欢迎，孟先生强调《诗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诗经研究，是新时代的研究特点，需要多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攻坚。

王长华先生为本次会议致辞

郑振峰先生为本次会议致辞

孟蓬生先生为此次会议致辞

主题报告

11月27日上午的主题报告分为两组。

第一组报告

第一组报告由西南大学孟蓬生先生主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胡平生先生、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黄锡全先生、佛罗里达大学来国龙先生分别作了报告。

胡平生先生报告的题目是《从出土〈诗经〉简看经典传播中的若干问题》。他指出早期《诗经》材料的发现和公布是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整理阜阳汉简的过程中，他思考了有关经典传播的一些问题。从早期材料看，经典的早期阶段仍存在大量的异文，因此靠异文来判别《诗》学家派，应该更加审慎。关于“孔子删诗”，他认为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在《诗经》之前，诗的数量肯定不止三百，二是《诗经》在流传过程中增删都是很自然的。最后，关于经典传播中的“家法”问题，他认为“家法”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经典的传播之法，事实上，在经典形成的早期，可以说并不存在后来所说的“家法”。

黄锡全先生作了题为《从安大楚简〈诗经〉的“”（肃）、“”（椒）说到楚国的“戚（椒）郢”》的报告。黄先生指出安大简《诗经》中出现的“”和“”，分别对应今本毛诗中的“肃” 和“椒”，都与楚国都邑名“戚郢”之“戚”为同字异体或变体关系。楚文字“”的不同构形大致可以分为八式，而“戚”的来源似乎有二，但其实“”等所从之“”很可能来源于象形的“戚”作“”“”等之变，与一般的“叔”不同，可以释读为“”、戚或菽、椒，抑或秋。但“（戚 椒）郢”无论如何释读，其地应该就是指今湖北荆州城北的纪南城遗址。

来国龙先生所作的报告题为《释安大楚简诗经中的“垔”字及其上古音归部问题：兼说上古音的“长程构拟”与“短程音变” 》，他认为安大简《诗经·召南·殷其雷》中“殷”字的释读应采信程燕的意见，楚简《诗经》中“垔”字的读音经历了从文部到真部的演变过程，并对此作了相关的论证说明。报告还讨论了关于上古音研究中的“长程构拟”和“短程音变”的问题，指出上古音的“长程构拟”和“短程音变”相结合，可以作为未来对古文字和上古音整合研究中的一个方向。

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王化平先生对胡平生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出可能因为我们对汉代诗经学派了解的太少，所以很难将出土文献与已知的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诗经学派一一对应。胡平生先生也回应说区分《诗经》学派还有待于对汉代《诗经》传承经过的深入了解。此外，孟蓬生先生和来国龙先生则就研究上古音的方法进行了探讨。

第二组报告

第二组报告由安徽大学程燕女士主持，报告人分别为清华大学马银琴女士、彰化师大苏建洲先生、西南大学孟蓬生先生、荆州博物馆蒋鲁敬先生。

马银琴女士报告题目为《安大简〈诗经〉文本性质蠡测》。她首先从宏观文化发展角度入手，将毛诗本和安大简《诗经》进行了对比，指出安大简《诗经》存在“有意为文”的特征。安大简《诗经》抄写的战国早中期，与魏国关联最为密切，因此安大简《诗经》底本为魏国人的诗本。她在采纳胡平生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战国初年魏国的国力以及魏国改制《诗经》文本的可能性。最后，她推测经过魏国人改制的《诗经》文本随着魏国霸业的扩展向周边传播，但也随着魏国霸业的没落最终走向消亡。

苏建洲先生报告的题目为《安大简〈诗经〉字词柬释》，内容包括四则字词考释。第一则是关于安大简""字的释读，苏先生通过考察《清华简·成人》""字字形，指出该字偏旁与安大简""当为一字，应是从文得声，与“畫”无关，而""和""两字并无字源演变上的关系；第二则是关于安大简《秦风·黄鸟》""、""、""诸字的释读，此字整理者隶定为“”，读为“歼”。苏先生认为读为“残”则语音更直接，今本的“歼”与简本的“残”当是同义关系；第三则讨论了安大简《陟岵》“允来毋”的释读问题。整理者原将“”读为“止”，苏先生从楚简用字习惯指出“”当是待的异体，在此应读为“待”，“待”与“止”均是止留之意；第四则是关于安大简""字的考释。苏先生认为其字当从郭永秉先生之说，释为三体诗经中“介葛盧”之“介”的古文。

孟蓬生先生的报告题为《试释安大简〈诗经〉与乱字相当的字——宵元通转补证》。他首先介绍了安大简《诗经》中“乱”字的写法，以及徐在国先生的对此字的考释观点，即从又、嚣声，读为“挠”。孟先生指出“乱”为元部，“挠”为宵部，并以清华简《良臣》篇“管夷吾”之“管”写作“龠”等例证，进一步说明了宵药二部与元部之间的通转关系。基于以上讨论，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安大简“”字应为“乱”的异体，从语音关系上来看，古见来二纽相通，宵元二部相通，随后，孟先生又解释了宵元通转实际上是主要元音相同的情况下发生的韵尾变化。

蒋鲁敬先生作了题为《荆州夏家台楚简〈诗经〉与墓主探析》的报告。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夏家台楚简的出土情况。夏家台楚墓出土竹简的墓葬命名为M106，该墓中出土的竹简全部残断，竹简内容分为《日书》、《尚书·吕刑》和《诗经·邶风》；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夏家台楚简《诗经》的竹简形制和内容。夏家台此次出土的竹简《诗经》没有国名、篇名和篇数，报告展示了这批楚简《诗经》中分篇标示记号和句中勾画符号等内容。指出这批楚简《诗经》内容上与传世本《诗经·邶风》前十四篇内容对应，顺序一致；报告第三部分是对墓主身份的推测。借助考古资料所见楚王族墓向、竹简内容等信息，蒋先生推测墓主身份可能是楚王国的贵族。

自由讨论

在本组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来国龙先生就古音通转的相关问题与孟蓬生先生进行了交流。叶玉英女士和孟蓬生先生就语音通假与同义换读的判定问题进行了讨论。苏建洲先生回答了文献所2020级硕士研究生马文杰同学的线上提问。随后，程燕女士为马银琴女士的报告作了补充。王化平先生又向蒋鲁敬先生请教了夏家台楚简《诗经》的篇目问题，蒋鲁敬先生对此进行了解答。

分组报告

11月27日下午和11月28日会议共进行了五场分组报告。

第一场报告

第一场报告由吉林大学单育辰先生和四川大学韩文博先生主持，安徽大学程燕女士、清华大学程浩先生、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先生和安徽大学刘刚先生分别作了报告。

程燕女士的报告题为《〈诗经〉“黾勉”考》。报告列说了历代对《谷风》“黾勉”的释读及其各类异文：黾勉、密勿、蠠没、闵免等，并着重分析了安大简《诗经》“沕没”这一异文。随后重点梳理出“沕没”的词义演变，对“黾勉”的词义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若将“黾勉”释为勤勉努力，则诗意与前文的比兴不协调，因此，“黾勉”应释作不分你我、亲密之意，用以描摹同心的状态。

程浩先生作了题为《安大简〈诗经〉賸义掇拾》的报告。报告分别对简本《侯风·园有桃》中的“”字、《侯风·伐檀》中的“坦”字以及《侯风》篇后所谓的习书作了释读。认为简本《侯风·园有桃》“（园）又（有） ”的“”字应读为“李”；简本《侯风·伐檀》中“坦”的本字当为量制量詞“担（儋）”，也就是后世最常用的称量粮食的单位“石”；关于“习书”诸字，程先生认为很可能就是抄写者对底本中“侯六”的评论 。

陈民镇先生的报告题为《安大简〈秦风·小戎〉读札》，他结合有关文献对“阴靷”、“有苑”、“闭”、“膺”做了具体阐释。关于“阴靷”，他认为《毛诗》中的“阴”对应安大简《诗经》中的“”，或可读作“鞈”，“鞈”在文中应修饰“靷”，“鞈靷”指坚韧的皮带；关于“有苑”，他提到“（苑）”训文貌与“委”相通，两者声母相同，韵部可通转；关于“闭”，他提出毛《传》训“闭”为“绁”，而“绁”近于“绲縢”，非“闭”之本义，“闭”应与弓柲一类的物体有关；关于“膺”，报告认为从安大简本的字形看，“”从糸，当解作马胸前的皮带，毛《传》之说可信，而安大简本的句序有所不同，“蒙伐有苑”与“虎韔豹膺”二句被“竹闭绲縢”隔开，文本的层次显得混乱。

刘刚先生作了题为《〈诗·鲁颂·泮水〉“角弓其觩”别解——读海昏侯简〈诗经〉札记一则》的报告。《詩·鲁颂·泮水》第七章的“角弓其觩”，海昏侯简对应诗文作“角弓其解”，“解”应改释为“觲”。“角弓其觲”是《诗·小雅·角弓》“骍骍（觲觲）角弓”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今本《毛诗》的“觩”可能是在“觲”之省体的基础上讹变而来的，海昏侯简《诗·小雅·角弓》中的首句作“涓涓角弓”，与《毛诗》不同，可读为“弲弲角弓”，大概另有来源，与今本《毛诗》的“骍骍角弓”不必强合。

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王化平先生就程浩先生报告中有关《园有桃》中的“棘”、《伐檀》中的“三百廛”应该作何解进行了讨论，而孟蓬生先生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向程浩先生提供了相关资料作为参考。文献所21级硕士研究生孙梦钰同学对程燕女士有关“沕没”的词义引申梳理提出疑问，程燕女士作出了回答。程浩先生解答了线上网友提出的有关先秦文献材料中“石”用作重量单位以及关于安大简《诗经》篇章结构等方面的疑问。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1级硕士孙梦钰同学向程燕女士提问

第二场报告

第二场报告由厦门大学叶玉英女士、江苏师范大学刘洪涛先生主持，报告人分别为上海大学胡宁先生、香港大学邓佩玲女士、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唐亮先生、清华大学黄一村先生、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徐丹女士、四川大学韩文博先生。

胡宁先生作了题为《从海昏、安大〈诗〉简看诗章的独立性》的报告。报告从“章”这个层面比较了海昏、安大《诗》简与《毛诗》之间的差异，并认为相对于章数、分章，章序上的差异更大。由此可得知，在汉代诗经学中，诗章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章的组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进一步说明了诗章独立性的根源在于周代仪式乐歌的“体”与“用”。在“宴飨赋诗”这种春秋时期非常普遍的用诗方式下，“章”是基本的意义单元，这也加强了诗章的独立性。

邓佩玲女士的报告题目为《〈关雎〉的主题诠释——安大简“左右教之”的启示》。文章指出《毛传》训“芼”为“择”之说是可疑的，并说明四点理由，探讨了“芼”与“教”的隐喻关系，“流”和“采”的双关隐喻。最后点明《关雎》经典化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出现主题诠释多元性的问题，而“教成”主题丰富了我们对多元演变的认知。

唐亮先生的报告题目为《安大简〈诗经〉“皮之子”解——兼论〈毛诗〉“硕人其颀”的文本嬗变》。通过对文本演变的梳理及句式结构的分析，认为《硕人》“硕人其颀”本当作“硕人其其”，“其”为形容词，训为“长貌”，而“彼其之子”之“其”当与“硕人其其”之“其”同义。安大简之“”为“其”之专字，与“颀”同义，当释为“长貌”或“形容人身材修长的样子”，“皮之子”可理解为“（那个）高大的人”或“（那个）亭亭玉立的人”。

黄一村先生报告的题目为《谈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几例文字的时代特征》。报告指出简本的情况印证了于省吾先生的推测，即《君子偕老》中的“委委佗佗”应读为“委佗委佗”。报告随后考释了简文中“为”“廷”“刈”和“屖”四个字，通过诸字的演变轨迹，揭示了安大简中具有明确时代特征的文字写法，展示了楚文字在短期内快速发展、形成自身特色的过程。

徐丹女士所作的报告为《从〈诗经〉看华夏农业的成熟与发展》。报告选取了《诗经》中较为典型的农耕民族语言词汇，陈列文例，说明频次，并通过对比指出诗歌内容与考古成果的一致性，借助考古成果反映华夏农业的发展状况。针对《诗经》中黍比粟多而同一时期考古遗存恰好相反的情况，认为这是由于粟的种类众多而称呼不同造成的。此外，气候的巨大变化促使了“南稻北粟”和“南稻北麦”格局的形成，并且这种格局之间存在着一个混种区。

韩文博先生的报告题目是《安大简〈诗经·驺虞〉拾遗》。报告指出安大简《驺虞》的文本性质与《毛诗》有异，当为与“毛诗”并行或稍晚的早期传本之一。对于久讼难决之“发”字，当读为“废”，训为“伏、偃”，指“隐匿、藏覆”之义；在《驺虞》的诗旨上，他赞同“田猎”诗的观点，具体而言是对当时统治阶层或贵族阶层田猎场面的真实描绘。

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叶玉英女士对唐亮先生报告中“其”与“颀”的关系提出疑问，刘洪涛先生亦提出相关参考意见。张峰先生就胡宁先生报告中海昏《诗》与《毛诗》句数差异大的问题表示疑惑，刘洪涛先生就《诗》的章节问题提问。孟蓬生先生与邓佩玲女士就“左右芼之”中“之”字词性和作用展开了讨论。

第三场报告

第三场报告由山东大学侯乃峰先生和清华大学程浩先生主持，郑州大学俞绍宏先生、吉林大学单育辰先生、重庆大学张峰先生、北京语言大学杨蒙生先生分别作了报告。

俞绍宏先生和张青松先生报告题为《楚简〈缁衣〉引〈都人士〉“丨”字补证》。报告认为应将“丨”释为“杖”字，指出许多学者或以为《李颂》四句一换韵，而如果释为“杖”则不合音韵规律，为此俞先生列出《李颂》中两句一换韵和六字一换韵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看法，并认为王力《诗经韵读 楚辞韵读》中未见脂、真通韵，因此从脂、真通韵角度来定楚简“丨”为真部字是不正确的。最后他通过释“针”和“杖”的优劣比较，认为“丨”与缺字符号不合，楚简中该字依然可以释为“杖”字象形初文。

单育辰先生的报告题为《清华简〈芮良夫毖〉续考两则》，他指出《芮良夫毖》虽然发表已久，但因文义古奥，仍有一些地方有待深入研究，他结合考古新材料对《芮良夫毖》简3中的“以自訿䜋”做了进一步解释，并根据《安大简》中的新材料和整理者的观点，将《芮良夫毖》中的“訿”读为“刺”，又联系典籍中“刺讥”常常连言的情况，把“訿”后面的“䜋”读为“讥”。他赞同《芮良夫毖》简19+20字读为“端”的看法，并从语法和文义的角度做了佐证，最后通过比对《老子》与《芮良夫毖》相近的语句，将“柭”读为“楗”。

张峰先生所作的报告题为《海昏竹书〈诗〉性质再探——兼谈海昏竹书〈诗〉之启示》，他先讨论了海昏《诗》派别之争，通过引用曹建国，魏博芳二位学者的意见，对过往的海昏《诗》属于《鲁诗》说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海昏《诗》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极大，并展示了五条证据。最后，他还谈到通过对海昏《诗》的研究能够启发我们对西汉三家《诗》的形式与内容等相关问题的认识。

杨蒙生先生的报告题为《清华简“者鲁”与〈诗经·公刘〉“笃”之关系试考》，他先介绍了《诗经·公刘》中的“笃”字的使用情况，指出学界一般以为“笃”字为“忠厚”之意，但通过对清华简“书”类文献中叹词“者鲁”的使用情况以及传世本《尚书·虞夏书》中叹词“都”的文例，报告认为“都”是“者鲁”的合音词。进而主张将《诗经·公刘》篇中的“笃”看作“都”之借字，读诗文为“笃（都）！公刘！”。

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程浩先生就“”字读为“端”的问题跟单育辰先生做了进一步探讨。线上网友就杨蒙生先生提出的“笃”和“都”通假表示疑问，刘洪涛先生也就清华简中的“者鲁”这个词的使用情况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杨蒙生先生作出了回答并表示会进一步思考，寻找更多的证据。孟蓬生先生则就杨蒙生先生和俞绍宏先生两文中涉及的音韵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第四场报告

第四场报告由重庆大学张峰先生和西南大学马超先生主持，报告人分别为厦门大学叶玉英女士、江苏师范大学刘洪涛先生、山东大学侯乃峰先生、河北师范大学陈晨先生。

叶玉英女士作了题为《出土文献〈诗经〉异文所见共时语音特征及历时音变初探》的报告。她指出目前关于《诗》类文献的上古音研究相对较少，出土文献《诗经》异文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明确的特点，可用于上古音的分期分域研究，且研究价值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列举了其—斯、荒—遑等十余组《诗经》异文，以证明共时异文和异时异文对上古音研究的可行性。

刘洪涛先生的报告为《出土文献中有关“忞”字资料的释读》，报告中首先列举了上古汉语中表示“勤勉”义的叠音词和同（近）义复词，他提出上古汉语中相关词往往同时具有“勤勉”和“微茫”二义，其语源义都是“大”。郭店简《尊德义》中的“”字应释为“沬”，读为“忞”，训为勉，“忞众”义为勉励民众。报告阐释了古文字“未”和“末”的通用规律，并介绍了其他出土文献中有关“忞”字的资料。最后刘先生表示，弄清楚传世文献中表示勤勉义的“忞”“勉”“愐”“慔”“懋”等字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释读出土文献中的相关资料。

侯乃峰先生在《安大简〈诗经〉中的几个字补说》这一报告中，就安大简《诗经》的文字释读问题提出了六则意见。第一则认为简9对应今传本《毛诗》中的“荒”字，其形体或可上溯到甲骨文中释为“彭”“逢”的字，表示击鼓之声；第二则认为简 32、33 对应今本“振”之字，应当与简文“猎”字联系起来，其上部为“㚔”之省形，㚔旁之省与䖵旁都是该字的声符；第三则认为简 34 对应今本“摽”之字应与传抄古文“抛”字声符联系起来；第四则指出简39对应今本“秾”之字，或可隶定为“盉”，释为“染”；第五则指出简77、80对应今本“猎”之字，当是从“㚔”得声；第六则认为安大简《诗经》“”字，所表现的就是古代的兵器“矛”，实质是原始的尖头木棒，故既可以释为“矛”，也可以释为“木”。

陈晨先生作了题为《阜阳汉简〈诗经〉改读辨析三则》的报告。他认为从诗经的体例和艺术手法的使用等方面来看，简文“印其离”仍当从《毛诗》读为“殷其靁”；今本《邶风·北风》“携手同车”不必从简本改读为“携手同居”；《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句当出自男子之口，故“甘”不可从《阜诗》改读为“敢”。最后，他表示在简帛时代，口耳相传可能仍然是《诗》的重要传播方式，所以听者按照自己的理解用文字进行记写时会出现异文，因而出现了“两读皆可”的现象。

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马超先生、叶玉英女士与侯乃峰先生讨论了“”字的形体结构问题。邓佩玲女士与刘洪涛先生讨论了“者鲁”含义，邓女士指出“者鲁”应当是叹词，并认为在释义时除了考虑语法，也应该考虑到语言习惯。侯乃峰先生和叶玉英女士就战国时代的“雅言”问题进行了探讨。线上听众就如何看待语源和核心的关系向刘洪涛提问，刘先生向其推荐了相关文章，并作了解答。

第五场报告

11月18日下午进行了本次会议的第五场分组报告。由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先生和安徽大学刘刚先生主持，报告人分别为西南大学马超先生、天津师范大学王凯先生、山东师范大学李秀强先生、上海大学赵争先生。

马超先生在其报告《据安大简〈诗经〉释玄鏐戈的“夫”字》中，根据安大简《诗经》中“夫”字的一类特殊写法，即在“大”形上部增加黑色实心三角形代替横画（如“”），认为玄鏐戈铭文中“大”形上部增加有三角形（▲或△）部件的字应该径释为“夫”。玄鏐戈铭文中的“夫”字与作为楚文字的安大简《诗经》中的“夫”字形体一致，因此可以证明曹锦炎先生过去推测其国别属楚的推测应是较为合理的。

王凯先生在报告《同室争国与诸侯不令：〈诗经·王风·扬之水〉与两周之际的政治危局》中通过传世文献如《史记》《国语》等与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楚居》等的对读，探讨了《诗经·王风·扬之水》的真实意蕴和历史真相，即周平王屯戍申、许、吕三国并非是为了抵御楚国的北进，也不是为了袒护母家，进一步揭示了两周之际政局所面临的双重危机：同室争国和诸侯不令。此外，他还对“彼其之子”的真实身份进行分析，认为“彼其之子”应是类似“一邦之人主”或“公族子姓”的人物。

李秀强先生作了题为《从史到经：清华简所见先秦〈诗〉文本的史学传统》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诗经》在经学体系和文学视域下的特征，提出《诗经》既具有经学属性又具有文学属性，但在先秦时期，其原始面貌的显著特色应该是史学。他通过列举清华简《耆夜》、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等文本以体现《诗经》具有史料价值、史诗精神和史政意蕴三方面特点。此外他还提到清华简所见战国《诗经》文本中还体现了叙补史事、讽谏时政、公正评判、忧国忧民等方面的史诗精神，凸显出浓厚的史学色彩。

赵争先生所作的报告题为《汉代〈诗经〉流传及〈诗〉学家派问题覈论——以简帛文献为中心》，他提出根据《诗经》异文及诗本事来判定《诗》学家派是存在疏失的，重新思考四家《诗》概念框架的有效性这一问题，会发现汉代《诗经》流传大体上呈现出一种官方与民间、统一与分化并行的双轨制状态，四家《诗》的概念框架不能完全涵盖《诗经》流传及《诗》学家派的整体生态。最后，赵争先生还阐述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在研究中相辅相成的关系。

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赵争先生认为李秀强先生的报告很有启发性，王化平先生和陈民镇先生对李秀强先生的报告提出了建议，探讨《诗经》的属性应更加明确文学、诗学和经学的界限，并对中西方关于“史诗”的概念有所区分。王凯先生回答了线上同学提出的问题，韩文博先生和马超先生就“夫”字的特殊写法是否还存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材料进行了讨论。

闭幕式

本次会议闭幕式由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李发教授主持，共进行了三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四川大学韩文博、江苏师范大学刘洪涛、清华大学程浩、西南大学马超和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几位先生作为小组代表，分别就本组的研讨情况进行了总结。几位代表回顾了本小组成员的报告内容，指出各位学者的报告内容丰富、观点新颖、主题集中，会议讨论热烈，观点纷呈，短短两天的学术交流令大家获益良多。

第二项议程，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王化平教授宣读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三位获奖者与论文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安大简〈秦風·小戎〉读札》、清华大学黄一村《谈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几例文字的时代特征》、西南大学马超《据安大简〈诗经〉释玄鏐戈的“夫”字》，王教授向以上三位获奖学者表达了祝贺和鼓励。

闭幕式第三项议程，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王化平教授作为主办方代表致闭幕辞，他先是回顾了此次会议的筹备过程，对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随后总结指出学者们的报告内容涉及《诗经》文本流传、字词训释、出土文献文本整理以及成书问题等，议题范围广泛，研究角度丰富，收获颇丰。

会议最后，李发教授向各位专家学者介绍了由西南大学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期盼各位专家能够一如既往地对刊物给予支持。并再次对与会专家学者、会议筹备组工作人员、线上线下支持此次会议举办的师友表达由衷的谢意，并祈愿明年能够有机会与各位学者相聚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