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上午，第一场大会报告在主会场涵慧厅举行，报告分为两组。第一组由王楠女士、张晖先生主持，四位报告人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韩敬体先生、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喻遂生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徐祖友先生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郭龙生先生。第二组由何瑛女士、李雪女士主持，四位报告人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晁继周先生、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王吉辉先生、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安华林先生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王敏女士。
韩敬体先生作了题为《丁声树先生和辞书编纂》的报告，主要梳理了丁声树先生的学术生平及其编纂辞书的特点。丁声树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事辞书编纂工作，他的工作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少而精，二是务实。20多年间，丁先生主持或参与编纂、修订了四种辞书，虽然数量不多，但作为辞书编纂大家，他主持编写或修订出来的辞书每一部都是精品。
喻遂生先生的报告题目为《〈纳西东巴文大字典〉编纂的几个问题》，主要谈到东巴文辞书编纂的四个问题。第一，目前学界和读者急需的仍是按义类排列的字典。第二，应以东巴文化研究所编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999、2000年）100卷为主要材料来源，增加近年刊布的新材料。第三，字形要作适当的造字结构分析，并需适当多收异体，体现文字演变轨迹和时代地域差异。最后，在基础工作方面，喻先生指出要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字释完毕再编大字典，并不现实，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着手编纂，做好文献收集、田野调查、字释等基础工作，分阶段逐次推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其逐步完善。
徐祖友先生作了题为《词典特色和〈辞海〉修订对特色的坚持》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特色是词典的生命。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特色是词典脱颖而出并保持持久生命力以立足市场的根本，是词典品牌的基本条件。没有特色的词典只能“泯然众人”。第二，《辞海》修订对特色的坚持，即百科词条古今皆收，以现代为主；语词词条以古为主，兼及现代。本次修订，不但字头，而且全书的释文和书证（除必须者外）均按《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要求做了处理。最后徐老师强调，要做有特色的词典人，编有特色的词典。
郭龙生先生的报告题目为《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在报告中，他首先简要介绍了辞书的定义和类型。然后从宏观角度探讨语文辞书收词原则并指出，收词原则体现编纂者的语言规范观，编纂者对于词汇的选择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同时更多地体现在对新词语的遴选、甄别与收录过程与结果方面。对于语言规范观的嬗变与思考，郭先生认为不管语言规范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嬗变，国家已经确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都应该在现在正在编辑出版和即将编辑出版的工具书中得到彰显与贯彻执行。最后郭先生总结说，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我国的语文工具书能够在正确的语言观和语言规范观的指导下，越编越好。
晁继周先生的《我的辞书路》首先以《现代汉语词典》为线索，探讨了几个重要的辞书问题。他认为，根据谢尔巴的理论可以将《现代汉语词典》界定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的规范型词典。树立科学的语文规范观对于辞书工作者十分重要。他指出，处理异形词问题正确的原则应该是：重视理据、参考词频、照顾系统、遵从习惯。此外，晁先生还结合自己四十余年的学术经历，与大家分享了三点体会：献身辞书工作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奉献精神；辞书人要有强烈的责任心，特别强调要有“主编意识”；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王吉辉先生做了题为《拟声词意义解释中的释义语使用问题》的报告。他首先说明汉语辞书在解释拟声词时一般采用四种方式：“形容式”“摹拟式”“声音式”和“标注式”。这四种模式，有时会见于同一部辞书中，而不同的辞书对同一个拟声词有时会采用不同的释义模式。通过对四种释义模式的具体分析，王吉辉先生认为四种释义模式并无意义指向的不同，只是编纂者选择的不同，而“形容式”“摹拟式”“标注式”等三种模式的释义中可能出现一些不必要的纷扰。对照英语辞书，发现它们基本只采用“声音式”来解释拟声词。同时，《现汉》（汉英版）用“形容式”解释的拟声词，其英语释义却采取了“声音式”。因此，“声音式”完全能满足读者对拟声词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最适合拟声词的释义模式。
安华林先生作了题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第6版释文的修订》的报告。他从释语、义项、释义标注及例证四个方面探讨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第6版释文的修订。第一，释语的修订主要包括释语的增加、删减、替换和语序的调整。第二，义项的修订包括义项的增加、删减、分离和合并。其中义项增加所占比例最大。第三，释义标注的修订包括括注的修订和词性标注的修订。第四，例证的修订包括添加、删除、改换、移位以及综合修订。虽然此次修订历时不算太长，但第7版的修订仍然体现出时代性、客观性、简明性、实用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等特点。同时，修订过程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王敏女士的报告题目为《语言文字规范与小学生辞书的关系再思考》。在报告中她以常用的小学语文辞书为分析材料，针对辞书落实规范标准的三组矛盾进行再思考。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小学生语文辞书给规范标准的制订和推行带来新需求；第二，小学生语文辞书的内容。“部首名称规范”的研究，是60年来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一部分。1980年代以来，有近十年的研究均关注这一问题。应该进一步考虑，适度解决。就此王女士提出了关于制订部首名称的建议。她认为，正文之后可附“建议”，作为汉字部首表的附录，供参考使用，并不是规范文本的正文，为名称的调整留下余地，为择用的权力留下余地。
整场报告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展开讨论，两位主持人对报告作了简要总结。他们表示：各位专家的讲演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和激励，期待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会有更多新的观点和思想的碰撞。
10月27日下午的大会报告由李斐和肖姣两位老师主持，六位报告人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李志江先生、鲁东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国家语委“汉语辞书中心”兼职研究员）的王东海先生、西南大学文献所和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的张显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谭景春先生、西南大学文学院的李仕春先生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于峻嵘女士。
李志江先生的报告题目为《再谈异形词规范的研究》。他在报告中对异形词规范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当前异形词规范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李志江先生指出，异形词研究一直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制订当年讨论达成的共识，异形词的规范必须遵从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三大原则。《现代汉语词典》长期以来对异形词的变通整理也值得深思。他表示，异形词规范工作中存在顾此失彼、系统性不够的缺陷。另外，词汇系统的特点决定了新的异形词会不断出现，这些问题都对异形词规范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也应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王东海先生的报告题目为《词典学视角的语文词到法律表述词元的转化研究》。他先对语文词做了界定，将语文词典收录的词都叫做语文词。他认为，语文词进入法律领域，在立法、司法语境中会被压制进法律专业语义因子或法律表述功能因子，转变为法律表述词元。他以“枪支”为例，向我们阐释了由法律图式、百科图式、经验图式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法律词元界定模式。他的报告从词典学的角度为司法案件中的争议概念处理提供了参考，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词汇范畴化的新思路；指出了语文词典的解释可以有更多的关注维度。
张显成先生的报告题目为《论大型语文辞书失收的西北屯戍汉简的“貰买”“貰卖”——兼论大型语文辞书对西北屯戍汉简词语的收录问题》。在报告伊始，他就提到：“我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但通过这样一个小问题我想说一个大问题。”他从训诂学、词汇学角度对“貰买”“貰卖”的意义作了考察，并列举相关历史事实说明它们使用程度之广泛。他在报告中利用了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列举了西北屯戍汉简的数百条词例作为佐证，显示出老一辈辞书人的严谨学养。他指出，鉴于汉简极强的文献真实性和数量上的充足性，大型语文辞书编纂应该重视对西北屯戍汉简词语的研究考释并酌情收录，这必然有利于语文辞书编纂质量的提高。
谭景春先生的报告题目为《词义和释义——以“作料”“佐料”为例》。学界关于两词是否同义有不同看法，谭先生通过语言事实和词典释义对两词词义作了细致的分析。这种与生活饮食密切相关的词语使得会场人员听得十分专注。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进行释义考察，发现“作料”一词第一版就有收录，而“佐料”直到第五版才增补进去。“作料”一词本身有充足的构词理据，只是释义上的不足导致学者产生与“佐料”是否同义的疑惑。因此他指出，词义和释义存在主客观的差别，很难完全严丝合缝。谭先生认为可以学习《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经验，在具体性释义之后再用概括性释义补充，涵盖住其他方面的细节，使具体的和概括的两方面释义达到平衡。
李仕春先生的报告题目为《基于语法语义互动的词义衍生研究》。他表示近年来在考查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学者研究词义衍生的学术范式问题时发现：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无论是以菲尔墨为代表的欧美学者还是以阿普列相为代表的苏俄学者，都把词义衍生放在框架语义学理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但是，已有研究多把框架语义学理论用于计算机领域，且多用于解释动词性义项之间的相互衍生关系，很少用来解释形容词性义项和名词性义项之间的衍生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李教授把框架语义学理论引入词汇学词典学研究领域，从语法语义互动的角度进一步探索基于框架语义学的词义衍生规律，构建了新型的框架语义学理论。他的工作拟分两步来实现：第一步是围绕词义发生的背景建构场景，第二步是用论元结构理论分析动词性义项之间的相互衍生关系。他表示，框架语义学是一种解释性很强的语言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它既能为词汇学研究者描写清楚词的义项分布情况提供科学的理论阐释，又可为词典编纂者收录词的义项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于峻嵘女士的报告题目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BCC词语释义的微观分析》。她对《现汉》第7版收录的四字词语作了充分的数据分析，指出《现汉》第7版收录四字词语600余个，含重叠的四字词语占21%，ABCC类又仅占重叠构词的17%。她几乎罗列出全部ABCC类四字词语，对它们的释义进行微观研究，提出以下几点设想：第一，CC与AB是修饰关系，少数情况下CC受AB限制，如“不甚了了”；多数情况下，CC修饰AB，如“信誓旦旦”。第二，构词步骤上，AB、CC连贯而下（不是上述修饰关系），语义有所简缩，释义上需要补显出较完全的意义，如“想入非非”。于老师提到，含重叠的词语是语言表达灵活性和专门性的体现，其中的重叠部分可能是表达较复杂的认知的一个策略，是认知者“我”表达思维时对语言中词、语素的次序作出的安排。她还特意造了一个包含多种重叠格式的句子作为示例：“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小心翼翼地做了这场报告，请专家老师们对我这个小学童多多指教。
大会讨论环节
六位学者作完报告之后，主持人宣布进入大会讨论环节。不少与会学者对“异形词的规范”这一问题很感兴趣，纷纷发表意见。
李志江先生提出异形词的整理规范不仅涉及语言上的范围，也受语言之外的地域范围的影响，因此要想将异形词全部整齐划一是不实际的，应当变通处理，在使用实践中根据情况调整。晁继周先生则认为：异形词中有单纯词和复合词，单纯词看哪个用得多，而复合词绝对要看理据，这是由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的性质决定的。问题出在异形词整理表上，直接否定一个、淘汰一个这样的一刀切做法是不合适的。他举例道：“必恭必敬”是出自《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它是有充足理据的，不能因为今天“毕恭毕敬”使用范围广就否定“必恭必敬”的合理性。韩敬体先生也说，异形词范围广，问题大，《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工作对这一方面很重视。国家规范词表的处理有些简单化了，语言文字规范不同于机械工具的规范，它是发展的、引导的、约定俗成的，当然也有习非成是的一些情况，但一定是极少数的。所以当异形词两可时，一定要用理据引导，结合文化背景、使用程度进行规范。
一位学者表示听完张显成先生的报告很受启发。张显成先生表示出土文献数量在不断增多，甚至呈现井喷之势。从战国到魏晋时期的简帛材料已经达到了22万枚件，700多万字，大型辞书一定要注意吸收出土文献所见词语。辞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辞书强国不是空谈，更是实践！
大会讨论异常热烈，将原本茶歇的时间都压缩得干干净净，参会专家学者对学问的精益求精和切磋琢磨的学术态度可见一斑。下午4：20分，大会报告正式结束。